中国经济立法史 描绘中国经济立法的历史长卷
时间：2019-05-13 04:04:24 来源：小苹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郭建（《中国经济立法史》作者、复旦大学教授）：这是王安石变法时说过的话，意在强调儒家也是讲理财的，以此来为推行新政寻找理论根据。
《周礼》也叫《周官书》，是儒家经典之一，主要介绍西周的政治制度。其中，确实有大量关于政府应该如何管理财政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中很重要的“青苗法”，即政府在春荒时向农民放贷，在《周礼》就有类似说法。
解放书单：一般认为，古代中国奉行崇本抑末的政策。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是不是有点“弃本逐末”了？
郭建：在古代，经营工商业的利润率较高，但风险也大；经营农业的资金周转率很长，相对稳定和保险。所以，司马迁说，以“末业”来起家，以“本业”来维持，是最理想的。
从长远来看，大家固守农业，可以为朝廷提供稳定的税收；粮食丰裕了，才能养官养兵。同时，农业导致的贫富差别相对来说不会太严重。按照班固在《汉书》中引用战国政治家李悝的计算：一户百亩，经营的好坏导致的农产品收入增减不过20%。只要政府能够控制、调剂好土地资源，就不至于引发社会动乱。
解放书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一政策有没有“走形”？
郭建：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崇本抑末实际上是刻意把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压低。比如，汉朝法律将商人编为特定的“市籍”，不得购买土地，不得做官。直到唐朝，法律还是明确“士、农、工、商”的排序，工商家庭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限制。比如，唐代法律规定商业集市需设在政府所在地，且只能“日中为市”，即正午到傍晚的半天允许人们进出市场交易；商人们还会按照销售商品的种类被编为“行”，轮流替政府承担一些额外事务。
不过，汉武帝时，主持财政的官员桑弘羊是商人出身，大力实行“盐铁官营”，各地盐官、铁官多由本地商人担任；唐朝时，武则天更是以商人女儿的身份称后、称帝……所以，相关政策的实效性也是要打点折扣的。到了明清，不再有这样明确将商人列入平民最低阶层的法律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商业本身，历代朝廷实际上并没有将其列为“贱业”。崇本抑末的目的是排斥商人群体参与政治，作为个人可以参政，但不得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力量的象征来参与政治。这样，便于朝廷对商人进行征税，对能够赚大钱的商业（如盐、铁、酒、茶、香之类的大宗日用品）实行专卖。很多朝代都依靠这种垄断专卖的利润来支撑财政。
解放书单：一些海外汉学家认为，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明代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可在对外贸易方面，前者大力提倡，后者却颁布“禁海令”。
郭建：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我在书中并没有展开讨论。
宋代的时候，中国海上的周边地域，如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日本列岛等等刚刚开始得到开发，对于中国的商品、技术、文化等有着很强的需求。坦率地讲，这些国家甚至包括开通“印度洋—太平洋”航线的阿拉伯人，形成不了对中国的威胁，反倒都迫切地想跟中国通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海外贸易成为宋代经济的巨大拉动力。
而到了明朝初年，周边海域国家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规模。特别是，日本的海上势力形成，对中国开始形成威胁。郑和下西洋是伟大的壮举，但主要还是想寻求政治盟友，这恰好反映了明初统治者对海域安全性的警惕。
解放书单：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不断压缩。请问，古代衙门又是怎么“过紧日子”的？
郭建：中国历代朝廷的传统政策都是要求各级部门尽可能节制开销。除了战争区域有一定的机动性外，平时的收支都由法律严格限定，原则上“只减不增”。
1982年，我和大学同学曾合作写过一篇论文，专门研究中国历代官职（岗位）的编制数量。结果发现，无论汉唐还是明清，全国大致上都是平均每一万人口设置一个文官官职，以至于必须轮流上岗。
同时，地方税收全部上缴国家财政，仅扣除一些本地官吏的俸禄和津贴。由此，就流传开“官不修衙”的谚语。至于修文庙、修马路之类的公益项目，通常只能依靠地方士绅的捐助。但现在的情况是，政府部门可以“过紧日子”，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上的投入并不会“抠门”。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采写/本报记者 夏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