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_

内容摘要：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道路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开辟多元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和有益参考。二、实践至上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历史加速期,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总号角,中国现代化实践迈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第一,中国现代化实践以现实问题为基点统筹展开,并围绕中国实际不断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开辟出由思维通向实践的现代化之路。三、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崭新路径,不仅有力地驳斥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以及社会政治制度形态的多样性特征.

关键词：“历史终结论”;中国现代化;终结;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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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裹挟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因其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解释力而沦为脱离实践的理论空想。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以实践逻辑为主导、以实际问题为基点、以现实的人的问题为切口而生发和造就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之集合,从根本上驳斥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非理性本质,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道路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开辟多元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和有益参考。

关键词:“历史终结论”;中国现代化;终结;历史意义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历史终结论”,在刻意渲染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退场”之后,傲慢地宣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中的最优样态。这一“自我确证”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立场,在“冷战”结束后的历史背景下引发了国际理论界的巨大反响,对其附和、拔高之声一度甚嚣尘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对其质疑和批判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尽管如此,在30年后的今天,福山仍矢口否认“历史终结论”的理论硬伤和实践误判,来自理论界的斥责似乎并未动摇其关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价值预设。然而,中国的强势崛起引发了全世界对中国道路的高度关注和理论探讨。中国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证实了历史并未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这使得“历史终结论”面临空前的冲击和挑战。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出发,剖析“历史终结论”的理论缺陷,澄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本身对克服全球现代化危机的可能性,厘清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逻辑,对展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建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凌驾于实践之上的“历史终结论”的内在困境

1989年,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宣称作为一种政体的自由民主制,“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1]时至今日,这一理论尽管遭受了众多学术流派从不同层面展开的批判与指责,但此论题引发的争论仍然余波未平。站在中国现代化道路开启近百年的历史方位上,重新反思“历史终结论”这一在近30年历史洪流中屡屡回响的理论范式与强势话语,就能够发现其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性的内在困境。

第一,虚无的历史观——任意切割历史,在刻意美化资本主义历史的同时,肆意丑化共产主义历史。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对资本主义极尽美化,将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视为贯穿人类历史全过程的内在恒久动力,并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一部“自由民主追寻史”。他从理论上考察了存在于南欧和亚洲等地区以及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落现实,断言历史必将终结于西欧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制,作为“专制化身”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终将陷入崩溃境地。

自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确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便对其采取丑化、分化甚至打击报复等压制对策。在“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阐述中,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被抹煞,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被掩盖。例如,苏联和中国赢得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引领下获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以及社会经济的跃进式发展等历史真相和伟大成就都被刻意抹去;而黑奴贸易、军事输出、资本输出、殖民掠夺以及瓜分世界市场带来的频繁战争等资本主义扩张的丑恶“黑幕”则被美化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对人性人权的高扬。福山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刻意粉饰和对社会主义历史的肆意涂鸦表明了其“历史终结论”的历史虚无性特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学者只是“‘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中意识到冲突,因而也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决定这种冲突……他们以政治的、司法的、道德的观念和论据为自己赞成或反对在经济生活中推行的变革的态度辩解”。[2]被福山视为自由民主制“现实标杆”的美式自由民主制,乃至其后期不断推崇的欧盟、英国以及丹麦的自由民主制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矛盾日益凸显,这暴露了“历史终结论”在客观历史事实判定层面的虚无性和空想性缺陷。福山基于美化资本主义历史的目的而宣判共产主义“死刑”,“是资产阶级借以压抑其他各种异质或对抗声音的一种意识形态‘伎俩’”。[3]“历史终结论”实质上是福山为资本主义所著的“福音书”,最终却陷入了任意装扮“历史小姑娘”的尴尬境地,建基于任意切割历史之上的“历史终结论”将难以持存。

第二,抽象的人性论——将人性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力,忽视了人性背后的历史根源。福山认为,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之中蕴含的主人与奴隶“寻求承认的斗争”,构成了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以大量的内容论证了历史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认为现代自然科学为历史的发展规定了方向性(追求自由民主),但“历史的经济解释把我们带到了自由民主这块应许之地的门口,却没有把我们完全送到里头”,[4]唯有推动现代自然科学进步的人的“不断扩大的、极富弹性的欲望”[5]才是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诉诸“寻求承认的斗争”的历史观,使福山将人性恒定为一种能够衡量一切的“超历史的标准”,忽视了人性背后的物质关系和生产条件。

福山的历史动力论本质上植基于抽象的人性论,它将能否满足“经济”与“认可”的需求视为衡量制度优劣的标准。但是“人的欲望、理性和气魄问题都是人性问题,而人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是不同的,把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当成其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有多少科学性是可想而知的”。[6]福山并未明白他所鄙夷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忠告,他所赖以撑起“历史终结论”的重要理论支柱仍旧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这无异于将现实问题束之高阁,弃实践“地基”而建构理论“大厦”,注定只能是空想。

第三,疲软的现实性——无力解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的现实困境和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性成就。在福山看来,“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而僵化集权的社会主义则是创造财富和现代技术文明的重大障碍”。[7]但现实是否真的如他所说,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选择,社会主义则无法胜任引领人类未来的重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而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为“历史终结论”提供了最为有力的现实论据。长久以来,资本主义看似繁荣的经济发展、稳定的政权形式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似乎已经让世人遗忘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甚或于相信繁荣的表象是对其内在矛盾的完全克服。如果说“9.11”事件尚且可以视作是“现代民主的两大基础原则——自由和平等——未能完全贯彻的结果”,[8]那么2008年爆发的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显现。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境况,向福山及其“历史终结论”提出了一个亟待回应的问题——历史真的终结了吗?历史真的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吗?福山对历史并未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客观事实置若罔闻,不仅没有抛弃其所坚守的“历史终结论”,反而以理论研究方法上的“花招”——“基于现实,当现实出了问题的时候再借助于理想”,[9]回应资本主义制度衍生出的各种现实问题。这既是福山本人兼具“原则性”与“戏剧性”的形象展现,也反映了其理论的空想性和狭隘性。

在福山看来,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对市场经济的引入,不仅说明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并无优越性,而且意味着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只有自由民主或资本主义的唯一路径。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最终将倒向两种结局,要么随着经济的崩溃导致政治塌陷,要么悄悄划入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范畴之内。虽然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序言中也承认,“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10]但依然认为自己对历史终点的判断并无差错,因而他并未在著作中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给予实质性分析。这种实质性分析的“缺席”恰恰证明,“历史终结论”不仅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能够在世界经济大潮低迷之际逆势而上,而且无力驳斥中国超越众多资本主义国家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渐展现出超凡影响力和主角魅力的发展事实。

毫无实践根基的“历史终结论”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愈发暴露出自身的“软骨病”和对现实解释的苍白无力。正如终生以“如实地说明历史”为原则的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克拉克爵士所指出的,“我们这一代人是不能达到终极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11]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陷入窘境,相伴随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使得“历史终结论”对现实的非理性预判愈发凸显,并已被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所证伪。

二、实践至上的中国现代化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历史加速期,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总号角,中国现代化实践迈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总体来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呈现出实践至上的根本性特征,即由实践问题倒逼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并由新理论进一步指导和引领新实践,从而不断推动中国现代化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双轨”创造和纵深发展。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本质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实践以顶层设计和试点探索为基本原则,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深入推进各领域的全面改革,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坚持社会主义底色、富有时代特色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体系。纵观以解决经济问题为开端,以厘清实践与理论之关系为内生动力,兼顾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领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程,能够清晰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实践至上的特质。中国现代化实践从三个方面对凌驾于实践之上的“历史终结论”发起质疑与挑战。

第一,中国现代化实践以现实问题为基点统筹展开,并围绕中国实际不断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开辟出由思维通向实践的现代化之路。这一现代化之路的形成主要表现为:首先,科学判断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确定了发展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汲取现代化实践的失败教训,以实事求是为要求和标尺,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实践的迅速推进,使得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基于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判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2]主要矛盾的判定为中国现代化实践确立了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此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坚持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快速且稳定的周期增长。直至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13]的新矛盾。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日渐深化,也意味着指导实践的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其次,准确定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根本依据。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总结改革开放近十年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阶段给予精准判断:“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最为根本的依据,深入剖析了中国发展的最大国情,在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建基于空想理论之上的“历史终结论”自然无法理解基于现实国情和鲜活实践之上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因而其对人类历史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方向演进的“预测”自然沦为误判。中国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破除了福山的理论预设,更是有力回应了其唱衰社会主义的别有用心。

第二,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实践逻辑主导下的全面的现代化之路,是从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出发,以理论生成——问题解决——理论变革——实践深化为主线的发展之路。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以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为根本出发点。从关涉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问题的经济层面,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问题的政治层面,直至人民群众精神发展问题的文化层面、公平正义问题的社会层面、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层面,无不彰显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现实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既将发展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承认各种文明形态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要求搁置“姓资姓社”的争论,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客观对待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优秀文明成果,将之作为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有效补充。他前瞻性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5]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最初的世界文明观上便已超越了“历史终结论”的狭隘历史眼光和意识形态偏见。

第三,中国现代化实践为社会主义“正名”,并为世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贡献新智慧、新方案。“历史证明,理论指引往往决定了一种现代化道路的生命力与走向。”[16]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符合中国实践和发展要求的现代化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来了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仅最为直接地驳斥了以“历史终结论”或曰“社会主义失败论”为代表的唱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言论,而且为不断凸显的世界性问题贡献出中国式解决方案。其一,中国现代化实践有力证伪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以中国的发展现实回应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7]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数百年发展中走过的历史阶段:从一个物质贫乏“一穷二白”的国家成长为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产业链的“世界工厂”,从一个消费能力极度薄弱的国家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从一个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跃升为科技专利申请大国。其二,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频繁发声,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新方案、新智慧。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对关涉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诸如世界性贫富分化、全球性治理危机、恐怖主义泛滥、生态环境危机等的关注度普遍提升,全球性问题成为可能“终结历史”的“头号杀手”。对此,中国以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底蕴为智慧根基,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践行原则,以改革开放积累的发展经验为具体方法,为解决迫切的世界性问题提出可行性方案,其代表就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旨归,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多国落地扎根和筹建“亚投行”等有效举措为实践载体的中国方案,旨在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有效化解全球性风险和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然推翻了“历史终结论”对社会主义的“死刑宣判”,社会主义生机正盛并蓬勃发展。

与凌驾于实践之上的“历史终结论”预言相反,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进程蔚为壮观,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现代化图景: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美丽中国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多维并举和全面推进之路。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8]实践至上的中国现代化之路证明,历史远未终结,被终结的只能是“历史终结论”。

三、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崭新路径,不仅有力地驳斥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以及社会政治制度形态的多样性特征,并为发展中国家开辟更为多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参考。

第一,揭示“历史终结论”的非理性思维逻辑,力证历史不会终结,人类社会将以多样性的形态持续发展。人类的存在决定历史不会终结于某个理想的状态,无论这一状态的呈现是观念的,还是实践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19]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历史必然性,必须要从联系、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考察历史现象和社会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0]人的实践活动永无止境,人的认识不断向前更新,历史既不会终止于人的意识之中,也不会终结于人类实践所遭遇的暂时性失利和阶段性挫折之中。人的存在、人的意识与人的自觉的实践,为历史的伸展与延续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不将共产主义视为人类全部历史的终结,而是“前历史的终结”[21]与“真正历史”的起点以及一种旨在翻转现存社会统治并不断在新的“至高点”上开启持续运动的关键所在。[22]中国现代化实践所产生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为“历史终结论”打上了“伪劣”的标识,还在于它为人类历史发展道路提供了多种可能性,验证了历史发展向度的多维性与无限性。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这个历史无论在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都不会终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23]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但历史发展的形式可以因实践的丰富而表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

第二,为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中国经验。工业革命以来,以英法德美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技术变革、政治改革等方式率先实现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现代化理论则将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作为“普世”标准。发展中国家被认为只有重走既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套用成型的现代化模式才能够实现从“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转型。历史证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统天下”的格局,突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封锁线”。中国不仅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现代化质变,而且正在实现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发展,形成独特模式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价值论上,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是致力于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区别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的异化阶段,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参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历史,虽实现了由“人的依赖性”阶段向“物的依赖性”阶段的转变,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表现出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对抗性矛盾,使得人的本质始终隐匿于物的关系背后。从马克思“人的关系三阶段”命题看,由“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转变是超越人的异化阶段、实现人的本质全面复归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价值指向。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人的异化,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之中,始终把人民的发展程度作为检验现代化实践效果、理论成效和成败得失的根本价值标准,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原则,到“三个有利于”的评价原则和“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的衡量标准,直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无一不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由此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这一重要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价值论参考。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实践逻辑引导、以改革为动力、以开放为活力的现代化,根本区别于并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资本扩张逻辑和掠夺路径,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参考。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4]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始终秉持着资本无限积累的扩张逻辑,其本质上是追求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掠夺和剥削。资本主义引以为傲的现代化,正是建立在洗劫世界市场、殖民落后国家的基础上,以牺牲其他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代价的现代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以实践逻辑为引导,确立了一条与资本主义相异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通过对内改革体制机制以破除发展性障碍,向外积极参与国际性活动稳步推进现代化。期间,未见掠夺式的血雨腥风,未见殖民式的扩张称霸,并充分彰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合作、互利、共赢中的广泛发展和普遍进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实践——改革、开放——实践”的递进过程,这一过程的演进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逻辑超越和方法论超越,也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借鉴。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深刻危机之际,福山曾兜售“历史终结论”或“社会主义失败论”,妄图在虚无历史和架空实践的基础上,宣判资本主义的永恒胜利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性退场。时至今日,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由此引发全世界的对“中国道路”等问题的空前关注和多维探讨,使得“历史终结论”不得不在面临实践的反击中黯然退场。对中国学者而言,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化实践带来的理论效应,以哲学致思的方式总结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得与失,既是回应类似“历史终结论”等带来负面影响的异质话语与强势论调的理论自觉,也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诉求。

  注释：

  [1][4][5][7][8][10]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第151页，第148页，第117页，第9页，第4页。

[2][德]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60页。 

[3][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序”第3页。 

[6][9]杨生平：《自由民主的理念真的已无可匹敌吗？（续）——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3期。 

[11]转引自 [英] 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7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13][1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14][15][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第373页，第383页。 

[16]项久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道路的哲学沉思》，《哲学研究》2018年第12期。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21]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出批评，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前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在达到的那个时期中人类力量可以控制自身的命运，在那个时期，历史是集体实践的一种形式，它不再屈从于自然、匮乏或市场、金钱这些非人的宿命论的东西。”（转引自郑伟：《福山“历史终结论”批判三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3期） 

[22]参见Howard Williams. Francis Fukuyama and the End of History, 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7, p.65.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