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纵横」陈道富: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时间：2019-12-18 00:03:53 来源：小苹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财经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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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实现均衡的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会对共同体的凝聚力带来不同影响，从而会产生共同体稳健性的不同特性。这样，金融安全就超越短期的市场价格波动视角，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选择逻辑。
关于金融安全的几点思考
1.金融安全与系统性风险
当前经济金融正处于深刻的转型中。转型的本质，是系统的演进和转换，必然会涉及系统层面的不确定性。因此，转型期并不能也不应该完全避免系统性风险，需要的是面对并管理好系统演进和转换，需避免的是系统性危机。当然，危机类似于生病，健康至少是没有生病，但又远远不止于此，而是涉及到生理、心理健康等多维度定义。从这个角度，金融安全应不仅是不发生系统性危机，而是能保证金融系统自身的安全、高效和包容，并实现金融系统与经济等其他系统的和谐共存，能稳健演进和转型的更高要求。
从系统性风险外在的价格表现看，是多个领域同时发生超过一定幅度的波动，是有偏波动的同方向持续积累。这需要能同时作用于多个市场的有偏力量持续发挥作用。当然，系统性风险不仅表现为价格波动，也表现为功能异化和弱化，从存在即合理的角度，这种“不合意”的结果是合理存在的，其存在的合理基础是现实存在的扭曲机制，背后有深层次的认知和理念等问题。
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根源看，有三个。一是影响本层次系统的政策、制度、机制等发生变化，从而引发该系统内所有领域同时发生非线性变化。二是更底层系统发生波动，从而对本层次系统带来全领域的冲击。如价值认识、政治、经济系统的波动会给金融系统带来全局性波动。三是系统被从生产性均衡引导到非生产性均衡，大量资源耗散在非生产活动上。可见，所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就是不发生上述三类变动带来的危机和异化。
金融安全，就是要超脱金融系统，从经济社会、政治、价值等平衡角度看金融系统的演进和转换，看金融系统的安全、高效和包容性，是从理念、机制层面，在更深次系统实现和谐的过程。
2.高杠杆与金融安全
杠杆率“不合意”地过快上升，是很好的问题显示器，有深刻的内在体制机制根源。将高杠杆或者杠杆率的过快上升，作为金融不安全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但不合意”的现象，需要移除使其合理存在的部分体制机制条件，从而引导其往“合意”方向转变。
杠杆是一种基于信任和共享的借力，是经济运行发展出来的合作方式之一。在一个理想经济体中，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风险的分担越合理，越能采用高杠杆模式运作。财务杠杆只是其中的一种形态（以资产负债率表示），多层级的控股公司也是一种杠杆（控制权和中小股东），是使用股权的杠杆，甚至公司结构也是使用人才的一种杠杆设计。结构性产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将几种杠杆结合起来。杠杆率与经济绩效、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在我国当前的实践中，还存在杠杆率失真的情况，如以资产泡沫为典型特征的各种自我实现机制和广泛存在的“明股实债”等。可见，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杠杆率，一定幅度内的杠杆率波动并不能表明金融安全的波动。杠杆率是好的“研究指标”，但不一定是好的“政策干预指标”。有必要区分研究和政策的目标和操作的不同实现路径。
过快上升的高杠杆需高度重视，但更需重视的是其揭示的可能隐含的激励约束机制扭曲。如有限责任（股权和债权之间权益的非对称安排）机制下的破产与“逃废债”。正常经营期间存在的利益输送和转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预算软约束主体在激励约束不对称情况下的过度扩张，可能产生风险外溢和资源错配，特别是被国家安全网所吸收。
在宏观上，高杠杆表明，一是信用总量的过度扩张和泡沫化倾向。二是融资结构偏向间接融资。过度依赖债务融资表明社会信任度较低。三是信贷扩张的经济效益较低，实体经济的风险收益信号扭曲，金融市场的秩序和规则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宏观上资源配置出现了偏差。因此，从杠杆角度观察金融安全，关键在于重构市场秩序，理顺风险收益信号，凝聚社会共识提高社会资本。
3.金融安全下的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是在金融系统内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制度设计。但监管如何与金融发展协调，是一个实现更高层次金融安全的关键命题。
统一和差异。监管套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监管制度的不统一，没有很好地协调监管的统一性和差异性问题。中央的统一和地方的差异化也是我国一直不得不面对的矛盾。当把统一当成是具体规定统一，尤其是行政性管控措施的统一时，这种矛盾是必然存在的。因为这种统一和差异化同处于一个层次，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真正的统一，是需要超越具体措施的一致和差异，需要着眼于措施设计背后的理念、逻辑，是制度框架的统一。而这种统一下的差异化，则是统一理念、逻辑、框架下结合不同地区、领域、阶段的特殊性的具体应用。当然，统一应是从现实运作中升起的规则，不是另外一套的一刀切的管制措施，这样只是一套外在约束变成另一套外在约束，仍将落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对抗和共生。金融监管的产生，是为了金融业务更稳健发展，是为了平衡短期和长期，平衡激励约束机制不足而产生的，而不是简单的制约。因此，监管和金融实践，不宜陷入猫和老鼠的对抗游戏，他们之间是平台、生态、基础与内容之间的共生关系，即是不同层级间的合作而不是在同一层面的竞争甚至竞合关系。金融实践的发展，金融风险的暴露包括各类制度套利行为，都是在揭示内在机制的不平衡，在揭示金融业务的真正风险点，监管部门需要学会倾听市场的声音，发现真正的内在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出台着眼于体制机制层面的监管制度，而不仅仅停留在业务层面的政策和各种管制上。
可见和不可见。金融监管只是金融安全在金融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大量超越金融监管、金融领域，超越呈现出来现象背后的理念、体制机制方面的内容。我国普遍存在一种认识，认为“看见”了就没有风险。这种观念在历史上不断被验证。事实上在我国当前拥有强大政府动员和行政管制力量的体制下，任何被看见的风险，都具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加以消除。但随着市场复杂度逐步提高，这种需要等到看见才发挥作用的体制，所要求的能力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大。需要从“看见”的风险领域转向“看不见”的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监管需要“守黑用白”，从金融业务、现象出发，着眼于体制机制变革。很多时候，表面上通过短期干预维护了金融稳定，但却破坏了市场内在的调节机制。市场正是通过短期扰动、剧烈波动和危机等不同形式，实现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体制机制演进、转换。过度干预以求价格稳定，可能反而成为更深次金融演进的障碍，在消除看得见的风险的同时，恶化看不见的机制和背景风险。从探索未知世界的角度，黑和白之间不是灰色，而是五彩缤纷的世界。监管应允许彩色世界的展开。
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安全的顶层设计
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安全进行了细致的顶层设计。
一是超越金融系统，在更广、更深层次的系统上把控金融安全。在金融领域，通过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宏观调控部门，通过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实现各归其位，各负其责，强化协调的风险管控体系。在超越金融的经济、政治领域，则明确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明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并以僵尸企业等国有企业为重点去经济杠杆，要求地方政府端正政绩观，严管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实现经济的稳健发展，为金融安全构建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金融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安全，切实发挥党在金融系统、企业等的作用，从党的角度确保金融安全。
二是区分个别、区域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分别由不同主体采取不同方式加以防范和化解。其中，个别、区域风险可以通过风险分散而化解，责任主体在微观主体，主要通过及时释放的市场化方式防范和化解，避免个别、区域风险的过度累积从而引发可能的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并不具有可分散性，微观主体只能被动承担并获取风险收益，其责任主体在宏观管理部门，主要通过政策、制度和体制机制的设计和变革，通过监管及其协调来实现。
三是通过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化解来实现体制机制转型。重点领域的风险，是过去行为和现有体制机制共同作用产生的，但这些风险的存在又影响了金融体系的良性循环。有必要通过可控的风险处置重点领域风险，并在风险处置过程中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这是着眼于“立”的“破”，是在有管理释放风险压力的情况下实现金融系统的长期稳健，实现金融业从野蛮发展到规范发展的过渡。
（陈道富：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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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财经纵横」陈道富：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