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节前廉政谈话会暨廉政警示教育专题党课讲稿
时间：2020-09-19 07:34:35 来源：小苹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20年节前廉政谈话会暨廉政警示教育专题党课讲稿
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汲取营养
做清正廉洁永葆本色党的好干部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科级干部廉政谈话会暨廉政专题党课，这既是上级党委纪委关于廉政建设和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工作的明确要求，也是我们深入推进反腐倡廉、持续优化政治生态的一项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新的高度，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始终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先后查处一批大案要案。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刚才，我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学习了相关党纪法规和政策文件，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腐败问题现象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廉政警示教育的现实重要性有了较为深刻的思想认识。马上就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和“十一”长假，节日期间既是腐败的高发多发易发期、人民群众对干部作风感知的敏感期，也是考验广大干部廉洁从政能力的关键时期。值此重要时间节点，给在座的领导干部同志们再提提醒，让大家过一个清廉、欢乐、祥和的节假日。关于廉政教育，我以前多次讲，今天着重从廉政传统文化的角度，谈一谈对廉政建设的学习体会，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学态度，积极借鉴优秀廉政文化，从中汲取营养和正能量，切实加强我们的廉政建设工作水平。
一、要从传统廉政人物中汲取营养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清正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廉政建设的思想、制度、实践所形成的廉政文化，更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在反腐倡廉形势严峻和迫切的今天，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仍然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
中国历代的很多仁人志士正是以清廉为节操，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被后人歌颂为清官廉吏。包拯、海瑞、于成龙......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秉公执法、舍生取义、勤政廉政、造福于民的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敬仰，并世代传颂。当然作为历史人物，受自身所处阶级的局限，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先进历史人物身上学习为官之道、做人之要。概括起来，我觉得历史上的廉政人物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自我要求严格。我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贪腐是廉政的宿敌，纵观历史，贪腐分子大都是从贪图享受、挥霍浪费开始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而那些廉政人物之所以能名垂青史，被世人传颂，无不是严格要求自我，从点滴小事做起，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和榜样。东汉时期的杨震，赴任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他的学生王密刚好在这当县令，深夜来拜访。离开的时候，为了表达对杨震多年栽培的感激之情，将自己积攒的一点黄金送给恩师，杨震坚决不要。并说“我当初举荐你，是因为我了解你的真才实学，也是希望你能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你这样做，就违背了我的初衷和对你的期望。”可王密坚持说，深更半夜的，没有人知道。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杨震也因此被称为“四知太守”。顾协，南北朝时期江苏吴县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举荐为秀才，当过廷尉、掌书记、中书通事舍人等职，有志向和操守。他当廷尉时，隆冬季节，天寒地冻，身上衣服单薄，别人送他一件短袄，都不接受。做中书舍人的时候，已当官十六年，仍一贫如洗。有个门生为了照顾他，要送两千钱给他，结果被打了20大板，自我要求之严，可见一斑。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单位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容易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腐蚀和拉拢的对象。一定要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我，筑牢反腐倡廉防线，防止“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二是约束家属严格。亲情往往是从政者迈不过的一道坎。薄熙来、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这些副国级、正国级领导被查处，原因很多，表现不一，但相似的一点就是不能很好约束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历史上许多优秀人物则从正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司马光，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砸缸的故事，妇孺皆知。他后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不只是因为他超常智商，更与他严格的家庭教育分不开。小时候，司马光想吃青核桃，却怎么也剥不开。后来他家的一个仆人把青核桃放在开水中烫过后，问题很快解决了。姐姐回来一看，惊奇地问是谁剥下来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剥的。他当知县的父亲在一旁听到了，就严厉地斥责儿子。这给司马光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父亲的严格教育和影响下，司马光养成了襟怀坦荡，忠诚老实的个性。司马光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儿子以勤俭为美德。有一天17岁的儿子司马康穿着葱绿色的长袍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司马光看到后，心里很不安，他认为节俭是一种与道德相通的品行，有德的人，都是从节俭开始的。人一旦有了欲望，便会成为物质的奴隶。于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写了《训俭示康》一文，作为家训。后来，他的儿子司马康也成了一代学问家，一生为官清廉。
三是吏治监督严格。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的不懈追求，也是为官从政者一生努力实现的目标。公元1709年，张伯行出任江苏巡抚，当时江南一带官场上奢靡之风盛行，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为了扭转这股社会风气，他上任之初，就写了一篇《却增檄文》。“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之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他的这篇《一字诗》，很快不胫而走，成为官员们为政以德的座右铭。公元1570年，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前往苏州就职。这个消息公布后，当地许多官员如临大敌，一些平日贪污受贿的官员甚至自动离职逃跑，大户人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成黑色，出门穿上打了补丁的旧衣服，以符合朝廷法律的规定。海瑞也因自身的清廉和治吏严格而闻名于世，深受百姓爱戴。
二、要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汲取营养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贯穿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廉政文化。它通过颂扬光明与希望，鞭笞黑暗与腐朽，彰显着国人对清廉与正义的不懈追求。我们要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凝聚起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正能量，如期圆满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一要倡导知耻责己之清白。“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是包拯以廉政明志的一首诗。包拯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型代表，此诗表达了他对清白做官的执著追求，首要的就是要知耻，即以不廉为耻；要责己，即对自己在为政廉洁上要达到近乎苛刻的地步。知耻责己，为的无非是清白二字，是做官的底线和起点。正如宋代蔡志学所表达的：“平生事可对人说，囊无一分关节钱。寄语江神明著眼，好分风力送归船。”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失去了清白，就很难挽回自己的名节。清代的朱经在《责己》诗中也写道：“勿谓一丝微,既缁难再白”,指出的就是这个道理。而顾炎武更是在《日知录·廉耻》中讲过：“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因此，知耻，还是安身立命的保证。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曾于天竺山取得两块山石赏玩，他也这样自责：“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蘖。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在古代信奉廉耻观的官吏看来，清白二字的确价值非凡，是必须坚持的操守和觉悟，应当知耻改过、自尊自新。
二要倡导忠诚爱民之清正。从道德领域而言，忠，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意识，包括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等。忠诚是古代官吏必须奉行的最高政治标准。他们在忠于封建王朝的同时，也将忠诚的品质泛化到对民族、对事业甚至对家庭的忠诚上来。这种忠诚在“食君禄”的阶级社会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吏德”。所谓“大忠无言，可以充盈天地；大德无形，可以侵润万物”，“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种忠诚的后面包含着正气与大气，有一种心忧天下的深厚情感与公道气派。尤其是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的忠诚要求，还必须通过“爱民”的举措，内化在“重民生”的途径上，从而实现了他们“忠诚爱民”的统一。即所谓立君为民、政在养民、以政裕民。也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代贤良耿忠的官吏总致力于在厚生利民、宽政惠民、济世为民上有所功绩，以实现忠诚爱民的清正追求。他们还能认识到“一钱也是里民脂”、“取则伤廉”的朴素道理。很多清官一方面能努力为民办实事，一方面还能在份内减轻对百姓的压榨和取用，呼吁最高统治者体察民众疾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社会的矛盾与对立，间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
三要倡导人际交往之清雅。中国历来有重礼义，讲情义的传统。就党员干部而言，我们并不排斥日常的正常交往，但要注意交往的分寸。君子之交淡如水，党员干部之间交往应该看重的是志同道合、心气相通，而并不是来往有多频繁，礼数有多周到。所谓人际交往的清雅，清是指清白，不欺暗室，不结私党；雅是指淡雅，崇尚节俭，文质彬彬。如，西汉扬雄在《法言·修身》所说，“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为矣”。北宋林逋《省心录》所说，“处内以睦，处外以义，检身以正，交际以诚”。《史记》所记载的申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谒”是拜访的意思，这里的“私谒”就是私下拜访，可能有到家做工作的意思了。《宋史》说到的杜范：“同心为国，岂容以私而害公”，堪称这方面要求的典范。
四要倡导勤政廉政之清苦。“勤者，政之所要；廉者，政之本也”，廉与勤，是历朝历代的为官之本，处事之要。“不勤无以成事，不廉无以立身”，首先，廉政与勤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廉政可以立身，勤政可以安民；不廉政容易坏事，不勤政则无以成事。勤政是实现廉政的最可靠基础，廉政又是通向勤政最重要的保证。“功在勤政，威在律己”。其次，廉政突出的是操守，勤政突出的是担当。勤廉双为，才能很好地实现政绩和自身价值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勤政廉政与坚守清苦又是紧密相连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种清苦也来自于对节俭的推崇，如司马光所言：“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唯有守住这份清苦，勤政廉政才有了最基本的道德操守。
三、要从传统廉政建设中汲取营养
我国古代的廉政制度，从秦汉时期开始成型，经过后世发展，日益完善成熟。学习我国古代的廉政制度建设，对于当前我们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探究古代的廉政制度建设，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制度建设逐步完善。秦汉两代均在中央设有最高监察机关，以御史大夫为丞相的副手，御史大夫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监察，包括制定文武百官必须遵循的法度。监察范围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官吏，就监督权限而言，有时还大于丞相。御史府中，还存有官吏的考核材料、档卷，监察中发现优秀人才，可以推举，发现不法行为可以严惩。地方上，秦朝在各郡设“监御史”，统属中央监察机关，负责监查郡内官吏。汉武帝时，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每区设置刺史一人，直属御史大夫，目的在于严防郡守与地方豪强势力相互勾结，形成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察制度最终得以确立，表现在御史台已不是从属机构，成为独立监察部门；监察官员的权力也相应增大，如御史中丞的政治地位可比尚书令，甚至可比皇太子。隋唐时期，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强化。唐朝的御史台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台院负责监督中央官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案件，设置侍御史，地位十分显赫；察院负责监督州县，监察地方官吏，全国共分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监察御史一人。唐代还注重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御史虽负有监督百官之权，但若检举不当，最高行政部门尚书省左右丞可以弹劾御史的过失。宋代以后，监察制度进一步得到发展。宋朝要求御史“风闻弹人”，是指听到传闻就可以检举，不必有确切证据。若上任一百天仍没有检举，则罢黜御史职位转作地方官。这样做，有利于保护举报者，使监察官员更加大胆行使弹劾权。元明清各朝，监察机关和其官吏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三权分治，成为皇权统治的主要支柱。为防止执法犯法，加强对监察官员的再监察，明清时期规定了反监和互监的监察条款。如果监察官员违反监察法律，加重处分。还允许御史和给事中之间互相纠举。这也如同中纪委设置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是为了防止“灯下黑”。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控，明清强化了自汉武帝创设刺史形成的中央巡按制度。明代巡按御史巡察州县，代天子巡狩，小事当即处理，大事奏请皇帝裁决，或者在回京汇报工作时交中央有关部门处理。巡按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地方官吏是否有违法失职情节，因此有利于地方廉政建设和加强中央权威。这种制度与当前的巡视制度是有历史渊源的。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及其内容可以看出，其中的扬廉惩贪，扶正压邪以及制度化、法律化特点值得后世借鉴。
二是机构设置逐步规范。廉政机构的建设，在中国传统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极为重要。自秦汉时期开始，中央政权内部设置了相对独立于行政机构的监察机构。秦朝时设置御史府，东汉改称御史台，唐代一度改名为肃政台，明清改为都察院。中央监察机构相当于中纪委，名称虽数经改易，但其职权及性质始终沿袭，没有变化。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监察，战国时期已有相应的机构设置，秦代开始正式实行御史监郡制度，就是以御史监督地方，相当于地方纪检委。其后，历代王朝均设置了同类机构。汉代实行刺史制度，刺史巡视所辖郡县，对地方行政长官进行监督，并按照规定的范围考核监察吏治。唐代之后，这一类职官机构虽有按察使、采访使、肃政廉访使、巡按等诸多名称，但基本职掌与性质是一致的。传统廉政机构建设取得的成果，强化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的相互制约，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也为廉政政策举措的实施、廉政制度规定的贯彻、廉政建设效果的督察，落实了责任机构、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是监督效果逐步显现。中国古代形成的一套完备而又严密的监察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为我国古代文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对百官的威慑制约作用，赋予了监察官广泛而充分的权力：第一，弹劾权。御史监察官员接受群众和官员的举报，甚至可以“风闻奏事”，就是前面提到的不必拿出真凭实据，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参奏大臣，以达到监督官员，正肃政治纪律的目的。监察官的弹劾对象可以说是除皇帝之外的文武百官。第二，谏诤权。也就是建议权。古代谏官有权参与讨论军国大事，遇到朝廷的重大决策，谏官有权参与政事，并对政策得失直接发表意见。第三，司法权。司法监察权从设置御史开始就有这个权力，到南北朝时御史中丞开始参与司法审判。唐朝时，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三者共同审理案件，称“三司推事”。刑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御史台相当于最高检察院。清朝除沿用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三司”制外，如果遇到重大案件，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就实行九卿会审制，包括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会同吏、户、礼、兵、工部和通政司的官员共同审理。通政司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可以说古代的御史既是监察官又是司法官。第四，审计权。监察官员对国家财政预算编制与执行实行审核，稽查财政上的不法行为。唐宋时，监察官员每年都要到所管辖的区域，检查府库积蓄状况，对账目报表进行核实，这相当于现在的年终考核，我们都比较熟悉。明清时，官府收支账目和会计报告，都要呈送都察院检查。此外，监察官还有临机处置权，比如明清时期的御史发现六品以下贪官酷吏有明显证据者可以当场缉拿。还有监试权、监军权、调查权，等等，就是对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军事行动都有监督权力。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有效防范、制止官吏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加强了封建统治与国家管理，也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元世祖忽必烈曾经说过，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而御史台是专门治疗这左右手疾病的。在元代中书省是中央行政机关，相当于国务院；枢密院是主管军事的最高机关，相当于中央军委，由此可见统治者对监察制度的高度重视。
我国几千年来传统廉政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凝聚着历代有识之士的对廉政的追求与智慧，更宝贵的在于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廉洁社会、廉洁政治的殷切盼望，在今天看来仍闪耀着劝善励后的思想光芒，除却其愚忠、功用的色彩，放到今天仍有引人深省之处，值得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为官做人、干事创业中予以借鉴。
同志们，廉洁从政是对每一名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当前形势下最重要的底线。今天的廉政谈话会，算是给大家作一个提醒，这是组织的关心和爱护，更是对大家健康成长的殷切期望，希望大家向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学习，在各自的岗位上，珍惜个人荣誉，珍惜组织信任，把好人生的关键点，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始终做一个清正廉洁、干干净净的党的好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