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必振的重要历史贡献】 常德日报多媒体电子版
时间：2018-11-08 08:03:18 来源：小苹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青年赵必振积极投身晚清时期革命志士反清救国的自立会运动。1900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的自立军起义，上接戊戌维新运动，下连辛亥革命，是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一环。1899年夏，戊戌政变后逃到日本的唐才常联络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策划在长江流域和广东惠州同时发动起义。1900年春，唐才常在上海组织自立会，6月在武汉汉口成立起义指挥机关，以哥老会为基础组建“自立军”。
赵必振闻讯与何来保自告奋勇主持常德自立会军务，得到汉口总机关正式委托后，赵必振、何来保联络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组成指挥机关，罗大维、熊志高任自立军文事，孙鼎申、石竹亭任自立军武事，积极发展会员，准备响应汉口自立军起事。汉口总机关先后派陈义卿、蔡钟浩、唐仰吾来常德指导起义。
8月22日汉口总机关被清吏破获，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等主要骨干英勇就义。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大兴党狱，何来保、蔡钟浩等20多名常德青年被捕杀害。赵必振侥幸逃脱，经桂林、澳门逃亡日本。
与此同时，孙中山派郑士良、史坚如等兴中会会员打响广东惠州起义，鏖战半月，因起义队伍孤立无援而失败。自立军起义虽然被清政府残酷镇压下去了，但唐才常等人“托名勤王、志在革命”的义举，鼓舞了社会各阶层的爱国、革命力量，对往后的革命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翻译家赵必振
赵必振游学日本期间，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家强盛印象深刻，尤其是日渐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令他向往，和革命党人的交往又使他格外兴奋与激动，心中充满了救国救民的急切之情。因此，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夜以继日地翻译先进理论和革命思想的书籍。在1902～1903年两年多时间里，共翻译出版了多达百万字的日文书籍29部。（详见表格）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2年8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全书共分六章，加上书评，共4万多字。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早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本质的译著。该书出版后，当时《每日新闻》《中国民报》等报刊和著名社会活动家高度赞扬这一惊世之作。
广大国民读之，“则思想亦为之一新”，以至该书刚一出版就遭到清政府的查禁。1927年，历史学家曹聚仁将它重新标点出版时，在《告读者》中感慨地说：它“这么伟大”，“在二十五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
《社会主义广长舌》，该书又作《广长舌》，系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的政治评论集，译本于1902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宣传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在当时的日本拥有广大的读者，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2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全书约16万字，共四编，第一编为《第一期之社会主义》，第二编为《第二期之社会主义》，第三编为《近时之社会主义》，第四编为《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
第二编第一章集中介绍了马克思学说的内容，内容分为两节，第1节的标题为《其履历》，用11页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第2节的标题为《其学说》，用23页篇幅介绍了《资本论》中的价值论、资本的性质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主要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它推崇 ——“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它称赞——马克思是“一代之伟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吾人不能不进而采之”。
《近世社会主义》发行前，在《新民丛报》刊登了出版广告，称本书关系中国走向工业文明与组织党派活动，“即此二端，此书之价值可知，有志者请急先睹。”《新民丛报》畅销量达13000余份，在日本出版后运回国内大量发行，这无疑扩大了《近世社会主义》一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该书发行后，被当时中国称之为“惊世之作”。
1920年，蔡元培谈论道：“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输入中国……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1927年，上海时代书店将它重印出版，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国学家赵必振
赵必振早年就读于广东、广西各大书院，后又到长沙城南书院、常德德山书院求学，饱读诗书，受益于今文经学之教义，国学功底十分深厚；对国学发展史的研究颇深，学术见解独树一帜。其多年国学教学与研究成果集于《国学概论》一书中，学术观点与思想对传承国学、发扬国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国学概论》全书约10万字，以经、史、子、集为线索，详细介绍了自上古至清季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概况。指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它的学术文化，在世界上是产生最早的，而且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宝贵遗产。主张大力提倡、发扬“国学”。他在该书的《绪言》中说：国学是“关系于国家之兴衰存亡”的大事，“凡一国能生存于世界，必有悠久的文化”“假使全国之人，于祖国相传之文化，懵然不知，则国虽未亡，而其人实已自绝于炎黄子孙。
任何民族，挟其武力而来宰割中国，而彼将靦然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而恬不知耻。悲夫！国学之不倡，则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目前而不自知。”认为“今日我国民之所争者，乃对外而争自存，非对内而为门户之争”“争道统、争学派而已”。因此，振兴国学，“其于救亡图存之策，或亦为当务之急欤！”
此外，赵必振还著有《释皇》《释帝》《释王》《释霸》《孔门后学著述考》《历代经学之变迁》等国学研究论文数十篇，是一位学术造诣颇高的国学专家。
教育家赵必振
赵必振一生虽从事了很多职业，但他与教育有缘，从事教育工作时间最长，前后20余年。早在1907年，他就在海南岛创办了澄江与金江两所新式学堂，反响很好，第一次教育办学就取得成功。20年后，当赵必振脱离政界执意转行时，他选择了教育事业，应邀前往辛亥元老周震鳞执掌的民国大学、教育总长蔡元培倡办的华北大学担任教授，又被老朋友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聘为国文教员。
回到湖南后，在长沙孔道中学任教时间较长，后又担任学校校长。晚年回到常德后，各公立、私立学校争相聘其任教，年事虽高，但颇受欢迎。
赵必振教学中“谆谆诲人，不厌不倦”，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想操守。赵必振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对湖南军阀何健的统治非常不满，一接触时局，辄摇头怒目。因此，他在教学中，经常以南宋史事命题，借以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他曾在学生陈旭麓的作文本上，借用别人诗句写道：“相逢谈道复谈兵，百感英雄髀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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