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权力空间下婺源祠堂
时间：2021-01-16 07:25:51 来源：小苹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宗族权力空间下的婺源祠堂
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婺源地区的宗祠处处都渗透着宗族权力的影响祠堂作为宗族权力的物化，不论是地址选择还是建筑形式都受到宗族观念的影响。祠堂遵从宗族道德标准、彰显宗族的权力。作为宗族建筑，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功能上，祠堂都受到宗族权力浸润。
【关键词】祠堂；宗族权力；婺源 在众多的婺源古村落中，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聚落组织的形态，以宗祠为核心、牌坊为延伸、民居为外沿的布局。这种自然形成的民间传统聚落形态其形成的依据可以看作是一个以宗族权力为核心的权力中心、以建筑为载体由中心向外沿发散的过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论及现代化之前政治统治由公开、暴力转向隐藏、心理的统治。谈到隐性的、心理的统治就不得不提到在中国长久的封建统治时期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在传统礼教和新理学外衣包裹下的思想统治。这种思想统治并不像法条、暴力手段那样是明确的惩罚，但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隐性教化成为了巩固政治稳定的基础。在《辞源》中“教化”解释为两意，即政教风化和教育感化。可见教化是建立在道德、情感自愿基础上的，与强制无关。这种政治伦理统治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进入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让人民在不自觉中遵从统治者的思想。事实上历代统治者也都善用教化的手段稳固民心。自封建制度建立以来，历朝历代都有涉及，明清时期更甚，帝王不惜颁布法条来加强地方的思想统治。“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农村是中国封建统治的基础，在乡村社会中实施教化，把统治者自上而下的道德要求切实落实到一般民众的管理上，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宗族权力的帮助完成的。宗族指的是以父系血缘为脉络形成的一个或几个核心家庭的联合体，权力实现直接体现在宗族权力对族人的控制上，这种控制一方面体现在精神上，用传统的封建礼学引导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体现在物质上，用最为直接的经济支持巩固族权的地位，双管齐下使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宗族统治极为稳固，但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完备而有效的道德教化系统。正如福柯所认为的“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婺源地处皖赣交界处，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隶属于徽州，保留着相当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村落群，在这些古村落中有大量的祠堂，大量的实物为笔者以婺源的古村落宗族建筑为例分析宗族权力对一般民众思想的教化与渗透提供了材料。
婺源地区的祠堂始建于宋代，但属个别现象并没有形成社会风气。明嘉靖后因在明世宗“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的政策引导鼓励下，以及徽州本地“程朱阙里”的深厚重礼学的思想基础的双重作用下，婺源地区开始了兴建祠堂的活动。就婺源现存的祠堂建筑来看，一般祠堂为一个村落中最为华丽、庄严的公共建筑。婺源旧属徽州，自古地少人多，明中期以后大批徽州居民经商，在宗族观念熏陶下的徽商一旦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便会回到家乡修谱牒、建祠堂。婺源地区也不例外，祠堂的建造、修葺一般由族人共同出资完成，另外还拥有相当数量的公共田产，这些田产大部分由宫户捐献用于族中的公共事务，如祭田、义田、学田等，公共田产的收入用于祠堂的正常运转、赡养孤寡老人、抚育族中的孤儿和族人的教育，雄厚的资金支持为祠堂的兴盛、祠堂的宗法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经济基础。明中期以后，“徽州宗祠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全国位居首位”，及至清代，宗祠已经成为婺源地区最为常见的公共建筑。清代就有关于婺源修造祠堂的记载：“若夫鸠族而居，必构祠堂以奉先，不忘其祖，不涣其宗，俗之近厚有以也夫。”可见，祠堂不仅仅是一座祭祀性的宗庙建筑、宗族礼法的象征，还是维护宗族权力的组织，祠堂建筑的兴盛反映了地方宗族制度的繁荣。“古代的父权制宗法关系的残余，至宋明以后得到加强，逐渐形成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严密的宗族制度。在清代，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遍布全国城乡，成为封建的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据新编《婺源县志》记载，婺源旧志记载祭祀先灵祠坛宇宙350座，承宗继祖宗祠615座。迄今为止，婺源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祠堂有百余座，如江湾的萧江宗祠、汪口俞氏宗祠、黄村的经义堂（百柱宗祠）、龙山乡的成义堂、洪村的光裕堂等。下面是婺源地区规模比较大、保存相对完好的祠堂列表。
在婺源，基本每个村落都有祠堂，由于村落的规模相对较小，一般来说一个村落为同一个姓氏聚居，不掺杂其他姓氏，因此一村基本只有一到两座祠堂，很多祠堂从村子建成之日便存在，是居住在此的宗族的象征物。对此，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有载：“乡落皆聚族而居，族必有谱，世系数十代。”同时，由于地处偏僻的乡村，远离了皇权，官府的力量削弱，管理的权力直接落到了同一宗族中的族长和德高望重的族人手中，祠堂在宗族里还是管理中心。对族人进行管理的依据大多不是国家法律，而是每个宗族自己制定的族规，从道德的层面上讲，族规的要求甚至超过了法律。由此可见，祠堂在宗族里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公共空间，同一宗族的人们在这里供奉祖先、举行祭祀、执法、讲学。
作为礼制建筑，祠堂建筑最重要的是其功能的实现。从选址来看，因为祠堂是祖先牌位放置之所，讲究“背山、临水、面屏”的最佳风水位置，古人修造祠堂相信宗祠的所在地的风水能够护佑一族的运势，如黄村的经义堂，它的选址最为人道，祠堂的轴正对着一座圆锥形小山，这正是风水上的文笔峰，以它作为宗祠的朝山，人们相信有利于子孙在科举上的成功。祠堂又是一村族人集会的场所，在村落中一般处在村头或村中，便于族人的聚集。汪口俞氏祠堂、黄村经义堂、萧江宗祠等无不遵循此例，基本都面对水口，位于村子的村口处，视野开阔，交通便利。从形制看，祠堂建筑基本布局构造相对固定、严谨，就婺源现存的祠堂来看，虽然规模有大有小，但基本的格局和功能分区是一致的。对建造祠堂基本形制尺寸的要求是有据可依的，《鲁班经》卷一记载：“凡造祠宇为之家庙，前三门，次东西走马廊，又次之大所，此之后明楼，茶亭，亭之后为寝堂，若装修自三门做起至内堂止。中门开四尺六寸二分，阔一丈三尺三分……两边耳门三尺六寸四分，阔尺九七寸……中门两边俱后格式……”婺源的祠堂基本遵循这样的模式。祠堂为合院式的建筑，整体的空间布局以中轴线为中心，依次是为门楼、天井、享堂、天井、寝堂，主体建筑加上左右的庑廊组成三屋两天井。婺源地区规模最大的宗祠为江湾的萧江宗祠，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期间几经重修，现在所见的永思堂为20XX年重建的。据清代康熙年间重修的记载，萧江宗祠占地2400平方米，分前院、前堂、中堂、后堂四进，完全遵照祠堂修造的要求。黄村的经义堂（百柱宗祠）、汪口俞氏宗祠，无不是按照这样的模式修造的。黄村的经义堂建于清康熙时期，占地1200平方米，由外向内为庭院、门楼、庑廊、前天井、享堂、后天井、寝堂。俞氏宗祠建于清乾隆九年，占地1116平方米，由外向内依次是门楼、庑廊、前天井、享堂、后天井、寝堂。
祠堂是宗族最高权力的物化，各个组成部分都渗透着宗族的道德理想与权力。祠堂建筑的最外层是门楼，婺源地区祠堂的门楼极为华丽，现存较大的祠堂的门楼多为“五凤楼”的形式。“五凤楼”有10个翼角，因其屋顶轮廓线为向左右上翘的曲线像张开的乌翼而得名，为皇家建筑所用，清代之后才开始用于民间祠堂门楼。西冲俞氏宗祠、新源俞氏宗祠、篁村余庆堂、洪村洪氏宗祠等都是使用“五凤楼”的样式修造门楼，造型优美、宏伟壮观。多数宗祠的门楼正中一般按惯例书写“某氏宗祠”，也有直接在门楼上彰显家族历史的，如篁村余氏宗祠，门楼正中书“始基甲地”，洪村洪氏宗祠门楼正中直书“宣忠世家”，有些祠堂的门楼之外还有旗杆石。明清时期，但凡宗族中有人考中了功名，都会在祠堂门口筑旗杆石刻下名字、官位并树立起旗帜，旗杆是个人成就的象征也是一个宗室的荣耀，树立在宗祠门口以激励后人。上文中提到过的洪村洪氏宗祠门楼前就有旗杆石十几座，西冲俞氏宗祠，其门前就有旗杆石八座，可见其族人在科举上的卓越成就。
享堂位于祠堂建筑的中心，在祠堂建筑中占地面积最大，是主体建筑中最为壮观的部分，祭祀中最重要的祭祀祖先的活动在这里完成。在享堂里，通常都悬挂着匾额，供奉着祖先画像。代表祠堂名称的牌匾一般悬挂在享堂正中梁上，画像位于牌匾下方，享堂的正中央。新源的俞氏宗祠享堂正中书“义庆堂”、西冲俞氏宗祠享堂正中书“敦伦堂”、浙源查氏宗祠享堂正中书“孝义堂”等。汪口俞氏忠祠的享堂是众多享堂中保存的相对完好的，外间横梁上有匾额书“乡贤”，中间横梁上有“父子筑史”的牌匾，享堂正中为祠堂名称“经义堂”，此匾额是由清朝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亲自书写的，匾额正下方为两位先祖画像，在“经义堂”牌匾左右两侧稍低位置分别有“程朱故里”“道学名家”的匾额。萧江祠堂的享堂也是相似形制，享堂最内间横梁上有“永思堂”匾额，下方为祖先像，左右两侧匾额分别书“三江望族”“萧江巨族”，可见这是享堂布置的基本形式。享堂正中的牌匾代表着家族的精神和辉煌历史，古坦乡菊径村何氏宗祠曾有明代崇祯皇帝的御笔亲赐牌匾，沱川篁村洪村余氏宗祠曾有两块“钦点翰林”的镏金匾额，洪氏宗祠有“四世大夫”的纸匾，这些牌匾都是祖先荣耀的象征。享堂为祭祀营造出了庄严的环境，匾额、楹联无不是对本族先贤、族人的表彰记载，或是对传统道德的强调颂扬，作为一个后人与祖先交流的空间，享堂实际上有着强大的环境影响力，犹如宗教的庙宇一样，营造出一个在精神上独立的、崇高的空间，让族人在这个空间里学习、自省，进行思想上的某种“净化”。婺源地区重祭祀，春冬两季都有大型的家族祭祀活动，冬季尤其隆重，族人聚集在享堂中祭祀祖先，诵读族谱。“祠之所以建修者，无非妥祖睦族也。”这种大型的家族集会，不单单是完成了祭祀同时又以一种宗教化的形式强化了血缘的纽带，深化了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使“忠”“孝”“节”“义”的观念渗入人心。
在祭祖的同时，享堂的另一重要功能是执法、审判。一旦有族人出现违背族规的行为出现，都要在祠堂中进行审判，做出处罚，重者甚至逐出本族，在宗族审判之前不允许报官处理，家法族规大过国法的思想深入人心。西冲俞氏宗祠中就发现了宗族中用于惩罚族人的“水牢”。可见，祠堂在宗族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它是祭祀的庙堂同时也是审判的公堂，是宗族最高权力的象征。
祠堂最里的建筑一般为寝堂，寝堂是祠堂中专门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大祠堂的寝堂由于祖先较多一般有两进寝堂如黄村经义堂、汪口俞氏宗祠。婺源地区的宗法制度严谨，在宗法制度的浸染下，族人对宗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死后能在宗族中接受祭祀与供奉上。因此，寝室对族人的心理上有一定威慑。族人因惧怕死后不得入宗祠接受祭祀而对族规惟命是从。从商的族人愿意为宗族捐献大量钱财，一部分是因为自己死后也将进入寝堂接受祠堂的供奉。可见，寝堂不仅仅是祖先死后享受供奉祭祀的所在，也是宗族权力对活人的一种无形的枷锁。
另外，部分大祠堂内还专门设有戏台、学堂、客馆等服务族人的公共设施。西冲的俞氏宗祠、阳春方氏宗祠在祠堂内部都设有戏台。明清两代时期，娱神文化开始盛行，戏曲在婺源地区十分流行。特定的节日，大的宗祠举行祭祀后，都会有戏曲表演，而表演的所在地一般就在祠堂内部，门楼之后享堂之前的前天井处。阳春古戏台就位于阳春方氏宗祠门楼之后，规模比较大，最多可容纳四五百名观众。宗族组织看戏的集体活动，除了娱乐之外还有维护宗族凝聚力的作用，同宗族的集体活动加深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感，是在文化上对宗族制度的一种强调和维护。而祠堂附属的学堂、客馆则为有需求的族人提供了方便。特别是学堂的设置，能够帮助贫困的族人取得读书的权利。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等级森严，婺源地区有着深厚的诗礼传统，虽众多族人以经商为生但都以读书出仕为理想。因此，宗族也十分重视族人的教育，有专门的学田用于对族中教育的投入与资助。
婺源地区的宗祠处处都渗透着宗族权力的影响。祠堂作为宗族权力的物化，不论是地址选择还是建筑形式都受到宗族观念的影响。最为突出的还是祠堂建筑主体本身，从门楼到享堂、从享堂到寝室虽然表面上看是祭祀祖先的公共建筑，但从布局、建造、装饰上无一不是遵从宗族道德标准、彰显宗族的权力。作为宗族建筑，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功能上，祠堂都受到宗族权力浸润，而这种影响又通过族人在祭祀中、在祠堂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融入到族人的日常生活中。祠堂对族人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祭祀的空间而是宗族权力的象征，是道德的最高要求、是行为的规范、是死后的归属。祠堂的建筑是固定不动的，但祠堂所代表的宗族制度却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在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影响，大到道德追求，小到言行举止，无处不受到宗族权力的左右。
宗族权力空间下的婺源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