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发展现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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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的发展现状探析4篇

【篇一】中国经济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的发展现状探析

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分析

附：几个基本概念：

货币供应量是指某个时点上全社会承担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存量。现阶段，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流通中现金M0，即在银行体系外流通的现金。

二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狭义货币（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三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即M1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广义货币（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英文缩写为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
而当CPI>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Serious Inflation，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所谓核心CPI，是指将受气候和季节因素影响较大的产品价格剔除之后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目前，我国对核心CPI尚未明确界定，美国是将燃料和仪器价格剔后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为作为核心CPI。一般认为，核心CPI能更真实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PPI：Producer Price Index，生产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是一个用来衡量制造商出厂价的平均变化的指数，它是统计部门收集和整理的若干个物价指数中的一个。如果生产物价指数比预期数值高时，表明有通货膨胀的风险。如果生产物价指数比预期数值低时，则表明有通货紧缩的风险。

同比增长一般是指和去年同期相比较的增长率。

某个指标的同期比=(本年的某个指标的值-去年同期这个指标的值)/去年同期这个指标的值

环比即与上期的数量作比较。

环比增长＝（本期数－上期数）/上期数*100％ 反映本期比上期增长了多少。环比即与上期的数量环比，是报告期水平与前一期水平之比,反映现象在前后两期的发展变化情况。

准备金率：是银行的准备金与存款总额之比。

金融机构必须将存款的一部分缴存在中央银行，这部分存款叫做存款准备金；
存款准备金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比例则叫做存款准备金率。打比方说，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为7％，就意味着金融机构每吸收100万元存款，要向央行缴存7万元的存款准备金，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为93万元。倘若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7.5％，那么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将减少到92.5 万元。

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

一、2009年国内经济发展回顾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先后7次上调出口退税，采取了大力鼓励和刺激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9年国民经济逐季反弹，实现了“V”型复苏。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2%，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增长10.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5477亿元，增长4.2%；
第二产业增加值156958亿元，增长9.5%；
第三产业增加值142918亿元，增长8.9%。

1.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粮食实现连续六年增产。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3，082万吨，比上年增长0.4%，连续6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335万吨，增长2.2%；
早稻3327万吨，增长5.3%；
秋粮37420万吨，下降0.6%。油料产量预计增长5%左右，糖料下降9%左右。肉类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7509万吨，增长5.0%。其中，猪肉产量4889万吨，增长5.8%。生猪出栏6.4亿头，增长5.7%；
生猪存栏4.7亿头，增长1.5%。

2.工业生产逐季回升，实现利润由大幅下降转为增长。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0%，增速比上年回落1.9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5.1%，二季度增长9.1%，三季度增长12.4%，四季度增长18.0%。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6.9%；
集体企业增长10.2%；
股份制企业增长13.3%；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6.2%。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1.5%，轻工业增长9.7%。分行业看，39个大类行业全部实现同比增长。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9.7%、12.1%和15.5%。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67%。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5891亿元，同比增长7.8%，比上年同期加快2.9个百分点。在39个工业大类中，30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3.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涉及民生领域的投资增长明显加快。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增速比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4139亿元，增长30.5%，加快4.4个百分点；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30707亿元，增长27.5%，加快6.0个百分点。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49.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6.8%，第三产业投资增长33.0%。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3.9%，中部地区增长36.0%，西部地区增长35.0%。涉及民生领域的投资大幅增长。全年基础设施（扣除电力）投资41913亿元，增长44.3%。其中，铁路运输业增长67.5%，道路运输业增长40.1%，城市公共交通业增长59.7%。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增长61.8%，教育增长37.2%，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增长58.5%。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36232亿元，增长16.1%，增速比上年回落4.8个百分点。

4.市场销售增长平稳较快，部分产品销售快速增长。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实际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85133亿元，增长15.5%；
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40210亿元，增长15.7%。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消费品零售额105413亿元，增长15.6%；
住宿和餐饮业消费品零售额17998亿元，增长16.8%。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商品零售中，除通讯器材类外，其他20类商品零售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18.8%，家具类增长35.5%，汽车类增长32.3%。

5.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全年下降，年底出现上升。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下降0.7%。其中，城市下降0.9%，农村下降0.3%。分类别看，八大类商品价格四涨四落：烟酒及用品上涨1.5%，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1.2%，食品上涨0.7%，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0.2%；
居住下降3.6%，交通和通信下降2.4%，衣着下降2.0%，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下降0.7%。居民消费价格11月份同比涨幅由负转正，当月上涨0.6%，12月份上涨1.9%。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5.4%，12月份由负转正，当月上涨1.7%。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7.9%；
商品零售价格下降1.2%。

6.进出口总额全年下降，自11月份由降转升。

全年进出口总额2207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11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涨幅由负转正，当月增长9.8%，12月份增长32.7%。全年出口12017亿美元，下降16.0%；
进口10056亿美元，下降11.2%。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196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94亿美元。

7.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好于预期。

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885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比上年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9.6%，经营净收入增长5.2%，财产性收入增长11.6%，转移性收入增长14.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1.2%，第一产业生产经营收入增长2.2%，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增长10.0%，财产性收入增长12.9%，转移性收入增长23.1%。全年城镇就业人员比上年净增910万人。年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49亿人，比一季度末增加170万人。

8.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新增贷款大幅增加。

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60.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7.7%，增幅同比加快9.9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M1）22.0万亿元，增长32.4%，加快23.3个百分点；
市场货币流通量（M0）38246亿元，增长11.8%，回落0.9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贷款余额40.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

项

二、2010年经济发展的目标与任务

（一）201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８％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９００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６％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３％左右；
国际收支状况改善。这里要着重说明，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８％左右，主要是强调好字当头，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来。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３％左右，综合考虑了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效应、国内货币信贷增长的滞后影响以及居民的承受能力，并为资源环境税费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留有一定空间。

（二）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2010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调结构、稳增长”。

1、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要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要加强税收征管和非税收入管理，继续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着力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2、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我国已经进入到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1）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

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如全面复苏缓慢而复杂，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存在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这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既形成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所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也是巩固当前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迫切需要。那么，我们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做什么？简要说，就是有保有压、有促有控的，既有利于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加有效供给，又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防止重复建设。这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管理好通胀预期，可以起到重要的平衡和调节作用。

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是多年来我们反复强调和着力推动的。一般来说，当经济处于上升期，产品结构调整、技术升级和企业兼并重组缺乏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企业更多考虑的是增加产能、扩大生产规模，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的问题比较突出，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难度很大。

目前经济环境趋紧、市场需求萎缩，虽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多困难，但市场约束增强形成的倒逼机制，也有利于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有利于企业兼并重组和优势企业做强做大，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自主创新。

一般来说，经济结构有大结构、中结构、小结构之分，也就是宏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之分。

调整宏观经济结构，就是要调整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比例关系，逐步形成以扩大内需为主、外需为辅，消费、投资、净出口之间相对平衡、协同拉动的格局。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正确处理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加快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调整产品结构，就是要下决心淘汰部分过剩产能，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低能耗、低污染的产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目前有些产品，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却仍在发展。有些地方存在经济繁荣时不愿调，经济困难时又不敢调的心理。

（2）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是什么呢？要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来调整需求结构。就是以政府的力量，以财政的力量，来确保社会公平。只有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乃至于三次分配（慈善分配）能够很好地配合起来，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才能实现。

中国的储蓄率已经将近51%，这在世界大规模经济体里面是很难找到的，储蓄率上升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得在总分配里面的份额相对来说减少。所以“十二五”时期要调整，让储蓄率趋于下降。长期以来，国民消费增加额小于储蓄增加额，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储蓄越多，投资越多；
投资越多，面向未来的产能就越多；
当产能在不断快速增加时，如果消费赶不上生产，必然会增加净出口；
净出口增加外汇储备也会增加；
外汇储备增加又导致人民币超量发行。最后，经济生活中的货币供给必然大大增加，并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有专家研究，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都经历了储蓄率及投资率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多数国家在人均 GNP3000美元左右时出现拐点，但亚洲国家一般要在4000美元之后才会出现拐点，特别是东亚国家储蓄率及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转换拐点来得更晚一些。东亚文化的消费观念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消费结构转换滞后。我们促进消费时，要考虑这些因素。

当前，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正常的生产消费格局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美欧发达国家在 “去杠杆化”作用下，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中国等亚洲经济体不可能填补美国消费萎缩造成的“真空”。2008年，美国个人消费超过l0万亿美元，而整个亚洲的个人消费不足5万亿美元。另据估算，美国储蓄率提高4%将使全球的消费需求每年减少4000亿美元，而中国等消费增长难以弥补这一缺口。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洪都拉斯等开始利用更加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生产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纷纷向美欧发达国家出口，大有替代中国在美欧的既有市场份额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国际市场对中国的需求增长大幅度下降，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我国由高储蓄支撑起来的高投资、高产能、高出口循环链条将被打断。此时，如果国内消费增长还不足以弥补出口下降部分，我国的产能过剩矛盾必将进一步加剧，由生产过剩积累起来的危机将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经济学认为，要素分配是一次分配，是保效率的。财富分配是二次分配，是保公平的。如果觉得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话，往往是政府职能缺失。如果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一次分配必然倾斜于资本，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另外，经济结构层次低，高层次人才就业岗位就少，从而导致中等收入者偏少，形成了低收入者和过高收入者两头大的哑铃型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又会影响投资与消费结构以及内外需结构：居民收入水平低，必然伴生消费能力不足，导致投资与消费失衡；
国内消费不足，就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大量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导致内外需失衡；
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参与国际竞争，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术、营销能力，就会被整合到别人的产业链中去，进而强化经济结构硬、重、散、弱的局面。

现在，大家都在说要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能力，必须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面临“宏观”和“微观”两类结构性问题：

从宏观角度看，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偏低，企业所占比重偏大。居民所占比重越小，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就相应越小；
企业占比较大，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例相对就大。这正是我国消费率持续降低、投资率持续升高的重要症结所在。

从微观角度看，表现为居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按五等分分组的城镇高收入户收入相当于低收入户的倍数，从2000年的3.6倍扩大到2008年的5.7倍。在农村地区，农民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消费结构两极分化，低收入者的消费意愿强、消费倾向高但缺乏购买能力，高收入者购买能力强但消费倾向低，居民购买能力与消费意愿出现错位。

因此，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扩大消费、促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要求。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同时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多策并举促进消费扩大。

一方面，逐步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使劳动报酬增长不低于企业收入增长，甚至还应略高于经济增长和企业收入增长，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另一方面，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既要充实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
又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完善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加强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

（3）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雄厚的潜力所在，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是二元结构。这个“二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一个是地区发展的“二元”。现实的中国，地区差异在加大，城乡差异在加大，贫富差异也在加大。缩小差距、城乡统筹均衡发展问题，已成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劳动力流动是一个国家有活力，走向繁荣的基本条件。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曾提出“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走转向短缺的转折点），劳动力必须从传统部门进入现代化部门，是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关键。为什么大家说世界上有活力的国家是美国和中国，原因很简单：移民。美国是跨国移民，中国是国内移民。中国为什么有现在的发展？答案是两亿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了工业和服务业。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劳动力的净流入地。今天，中国哪一座楼不是农民工盖的，哪一块煤不是农民工挖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其经济学含义正在于此。

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约为2.4亿人，其中在城市就业的约1.4亿人。这1.4亿人在城里要吃要住，有病得看，小孩子要念书，这是最基本的需求。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许多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农民进城打工干活可以，在城市落户安家却不可以。因此，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民生”，其实主要指的是农转非条件下进城农民工家庭的民生要保证，这是当前最基础的。不但让农民进城干活，也要让他们在城里安家，基本生活有保障。

统筹城乡发展，重点和难点仍然在农村。虽然已有1.4亿农民进城，但绝大多数农民还在农村，而且出来的也只是青壮年劳动力。当前，城镇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漂亮了，可有些农村呢，却陷入环境被污染、资源被掏空、家里仅剩“老弱病残”的尴尬境地。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为主题，与6年来6个一号文件有机衔接、一脉相承。2009年中央财政对“三农”支出安排7161.4亿元，增长20.2%。2010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还会继续加大。

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改革是突破口。要逐步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政策限制，加快建立城乡居民地位平等的经济社会制度。一是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让城乡居民公平竞争、平等就业。并能够让进城的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公共医疗、住房购租等各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但如此，还要让农民工无论在这个城市干活，还是去别的城市，都能实现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二是把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制度规定全部剥离出去，让农民享有自由进城和自由迁徙的权利。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1000多万农民转化为市民。而城镇户籍是享受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城镇公共服务的前提。要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三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也平等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缩小城乡社保差距。

积极稳步推进城镇化是持久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途径。城镇化不仅是多种经济资源向城镇集中的过程，更是人本身的变化，包括就业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居住地由农村转到城市，最终使农民转为市民。从应对危机、扩大需求角度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将在城市基础设施、住房、公共服务、商品粮等多方面产生巨大需求，这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强大动力。

城镇化将拉动众多产业加速发展。从城镇化特别是放宽户籍限制的路径选择上来看，中小城市将是“主阵地”，这就意味着二三线城市甚至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业将迎来大的发展机遇，这些区域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也将迎来新一轮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将对城市公共产品产生很大需求。加快城镇化对农业产业化、集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农业还停留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发展阶段，产业集聚化不够，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而城镇化发展步伐能有力推进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一方面能够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方面都可以共享。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也是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城乡差距是由历史、体制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但突出表现为过多的农村人口与有限的耕地、淡水等农业生产资源的矛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增加，“人增地减、人增水减”的矛盾还在加剧，城乡发展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在解决温饱的阶段，“三农”问题还可以在农业和农村内部解决；
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超越农业和农村的层面，以统筹城乡、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城乡生产要素重组的新思路破解这个难题。

要抓住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核心问题，坚持做到“两手抓”：一手抓“扩大分子”，就是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民尽可能从农业产业链条拓展和非农产业发展中获得更多收入；
一手抓“缩小分母”，就是要逐步减少农民人数，使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从而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使农业的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断得到提高，从而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我们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农民问题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长足发展，但目前城镇化率仍只有46%左右，与工业化的发展很不协调，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在不断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还必须继续加强农村建设，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加快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4）努力改变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状况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

第一，服务业比重过低作为我国经济中的突出“短板”和“弱项”，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反映尤其明显。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工业带动的，工业能源消耗要占到全社会能源消耗的70%以上，工业也成为耗费能源和资源的最主要产业。

2008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1%，比人均收入水平与我相当的国家约低6个百分点。不但服务业本身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由于其带动增长的能力不强，使得促进经济增长不得不依靠工业带动，这就间接地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还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影响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加快发展服务业既是未来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希望所在，又有利于增加就业、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具有一举多得之效。

加快发展服务业，关键是消除限制服务业发展的各种束缚和障碍。首先要解放思想，彻底转变重实业、轻服务的观念，真正把服务业当作产业来对待，真正把精力放在发展服务业上，推动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要消除限制服务业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深化改革、放宽准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特别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更多地投向服务领域。要鼓励服务创新，优先发展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互动发展；
推进商贸服务、社区服务、旅游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生产性服务集聚区，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总之，要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推动我国服务业在较短时间内大发展、上水平。

第二，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培育新兴工业产业。目前我国工业规模不小，但大而不强、结构层次较低，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技术水平都难以适应未来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要求。从大的思路看，调整工业内部结构要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要一手抓淘汰不适应市场需求的落后产能，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关键要落实好国务院出台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按照“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兼并重组、自主创新”的要求，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标准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协调产业、环保、土地和金融政策，形成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合力。

要明确重点，加强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行业发展的指导。严格市场准入，及时修订和完善产业政策，提高企业资质、技术装备、节能环保等方面准入门槛。强化环境监管，加强对区域产业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并将其作为审批高耗能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前提。严格依法依规供地用地，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的项目一律不批准用地，未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的项目一律不得供应土地。实行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严格按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产业政策要求发放贷款，严格资本市场融资审核程序。

进一步加强产能过剩行业项目审批管理，严禁化整为零、违规审批。建立部门联合发布信息制度，适时向社会发布产业政策导向以及产业规模、社会需求等信息。同时，要不断研究完善促进结构转型升级的长效机制，着力建立和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为加快结构调整提供保障。

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这是我国结构调整中的重中之重。历史上，每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都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从而培育出新的产业，带动经济繁荣发展。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必将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孕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全球经济迈上新水平。对此，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密切跟踪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在促进科技创新特别是培育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上狠下工夫。

在把加快发展服务业放在更加突出重要位置上的同时，不能忽视第一产业的发展。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要推动工业由大变强，加快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 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3、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

要坚持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增加涉农补贴规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扩大农村需求，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要巩固农产品保障供给能力、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制度，保持主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提高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水平。要搞好主要农产品市场调控，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要大力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全面完成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强水利特别是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推进电网改造、饮水安全、农村道路等建设。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改进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强化乡村正常运转的财力保障，培育农村新型金融组织，解决好农村融资难问题。要推动农村改革创新，加快健全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体系，完善农业经营体制，引导家庭经营向生产集约化方向发展，鼓励农户运用现代科技和物质装备，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培育发展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定信心、锐意改革，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加强调查研究和战略规划，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2010年国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新动向主要表现为：

（1）增强发展活力，转变政府职能将加快步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

12月１５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北京举行第四次会议，重点审议了国务院部门拟取消和下放的一批行政审批事项。

就在几天前，上海市宣布，在第四批行政审批清理工作中共清理出１５２７个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取消２０６项，调整７４４项。从今年下半年珠三角深圳、佛山、广州、珠海等地相继启动地方“大部制”改革，到近期中央和地方大力度清理行政审批事项举措，种种迹象显示，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自身建设的步伐正在加快。

打造服务型政府，有助于更好地刺激市场投资活力，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从中长期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最突出的亮点，是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而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则是推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的政府转型。

扎实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今年以来，我国在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方面进展顺利，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等全国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些改革的推进有力推动了我国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也为城市发展增添了动力和活力。

（2）深化财税金融改革，为转型提供制度保障

转变发展方式，归根到底要靠深化改革，而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则有助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资源价格和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深化改革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明年要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更大力度推动改革攻坚，力争在相关税收制度改革、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预算制度改革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

收入分配改革一直被视为扩大民间消费的关键。对此，财政部表示，明年将大力支持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包括积极运用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健全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着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更好地调动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目前经济企稳回升，正是推出资源税改革的好时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有关部门应抓紧做好相关配套改革，尽早推出资源税改革方案，这一改革也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金融体制改革也将是明年改革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对经济服务功能。此外，还要加强金融监管机制建设，改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和服务，继续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在转变我国金融机构原有经营模式上下工夫。在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同时，应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在加强外汇管理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表示，２０１０年我国将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立足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国家涉外经济金融安全，不失时机地推进外汇管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切实增强外汇管理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不断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3）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国内外一些专家指出，中国经济要实现真正可持续发展，亟待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激发更多民间投资“接棒”政府投资，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列为明年改革重点之一，并释放出“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的积极信号，要求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当前垄断行业改革相对滞后现状，今年上半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２００９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曾提出，要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带动社会投资。

来自刚刚结束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的消息也显示，积极扩大民间投资将是明年投资工作的着力点之一。国家将抓紧出台并落实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消除限制民间投资进入的不合理障碍，支持民间投资投向公共事业、社会事业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

“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的一个关键是要对社会资本投资给予国民待遇。”贾康认为，中央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给予充分重视，表明下一步中小企业有望得到更多政策支持，但关键是政策要得到真正落实，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和社会资本发挥作用。

２０１０年既是“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为启动“十二五”规划做准备的关键一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国立足当前并结合中长期发展目标，不断深化改革，抓紧推进一些重大领域和关键领域的改革，必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4）是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

5、推动出口稳定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要坚持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国内市场并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一是努力促进出口稳步回升，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要保持外需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深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稳定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提高出口产品档次、附加值、竞争力，继续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努力增加进口，促进贸易平衡。二是做好利用外资工作，提高引资质量。要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坚持以我为主、择优选择，积极稳妥推进服务业开放，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三是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要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协力共建和优势互补，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加快完善境外投资促进体系。

6、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温家宝总理最近强调，要把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着力点，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解决好就业难、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

扩大内需的前提是要解决好两大问题，第一是收入，第二是社会保障体系。让百姓有钱花，敢花钱。所以，必须先解决好就业难、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这几大难题，内需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在2009这个最为困难的年份，保增长、惠民生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办了一批多年想办而未办的大事、实事。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住房等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民生支出安排达7284.63亿元，增长29.4%。在已经下达的４批中央投资中，用于民生工程的投资占比超过50%。国家和政府对民生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如何解决就业难呢？一要发挥中小企业的吸纳作用，二是促进创业。为此，要引导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各种服务业加快发展，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注册有中小企业970万户，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部岗位的80%。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大企业富省，中小企业富民”。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得到改善，是工业经济逐步回升的体现之一。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统筹用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积极推动地方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中小企业市场准入、融资等环境得到改善。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各地政府上大企业的积极性高，大企业一上马，税收马上上来了，地方政府有了财政收入，但就业未必有增加。地方财政有钱了，修马路，盖大楼，建广场，改善城市环境，但农村落后依旧。大企业富省，民营企业富民。浙江民富是真实的不露富，平均40人中就有一个老板。中西部与东部相比，不差在大企业上，差在民营经济上。要高度重视民营经济，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巩固提高国有企业的同时，不能放弃外资企业，放手发展民营经济，走内源经济与外源经济并驾齐驱的发展道路，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

在“蚁族”蜗居各大城市的今天，尤其要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以及中小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同时，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发挥好返乡农民工的作用。返乡农民工其实是财富而不是包袱。他们是最早走出农村的，最早从有限的耕地中洗脚上岸，最早走向城市、走向企业。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阿Q的话讲，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在观念上已经率先和市场经济接轨，在资金、技术、市场营销等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新一轮就近创业的主力军。

解决住房难，廉租房是个好办法。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廉居房，也叫经济适用房，即政府以优惠价格向城市居民出售的产权属于个人的住房。一类是廉租房，即政府以优惠价格向城市居民出租的产权属于国家的住房。保障性住房建设应当以廉租房为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中，有两处涉及保障性住房问题。一是在财政政策上，增加对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度，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2010年预计将有600万套左右的政策性住房开工建设。二是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棚户区改造。现在全国城市中还有4.4亿平方米集中连片的棚户区，居住着约744万户家庭，在城市规划区之外，还有5600万平方米国有工矿棚户区，居住着约114万户家庭。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大多是我国工业化初期形成的简陋住房，这些房屋基本上是工棚、小平房，也有一些小二层楼、筒子楼，不具备现代住房功能，没有供水、排污、取暖等生活设施，经历多年后，居住环境恶劣，房顶漏雨、墙壁漏风，不少又处在低洼地带，一遇大雨就污水倒灌。冬天如厕排长队，又冷又急。巷道狭窄拥挤，遇到火灾消防车也进不去。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做好棚户区改造这件顺民意、得民心、惠民生的工程，责无旁贷。据测算，完成这850多万户棚户区改造，可以直接增加投资l万多亿元，增加消费1000亿元以上，提供就业岗位900多万个。

建设出租房是世界各国为城市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的最重要途径和举措，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美国经济实力强大，社会保障相当发达，但其住房私有率也只有65%左右，30%以上的城市家庭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出租房，第一大城市纽约甚至高达40%。日本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用房”的城市居民比例在30%-40%左右，法国在20%以上。德国更是高达60%的城市人口租用政府建设的住房。整个欧盟的住房私有率也不过60%左右，还有40%左右的家庭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住房包括廉租房。印度、埃及、古巴、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主要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至于新加坡的政府廉租房建设更是全球闻名。总的情况是，发达国家40%左右的城市居民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发展中国家70%-80%的城市居民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住房私有化、每个家庭拥有一套产权属于自己的住房，肯定不是正确而理性的发展方向。

建设廉租房，减轻了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压力，变集中消费为日常消费，变突击性消费为常态消费。如一个三口之家，购买一套政府优惠价格出售的廉居房，50平方米左右，大约至少需要15万元左右。一次性拿出十几万元，对中低收入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政府提供租金价格优惠的廉租房，同样面积的一套住房，同样三口之家，只要每月拿出几百元就可以了。这样，手里就会有“余钱”，就有了其他方面的消费能力，例如添置家庭用品，更新服装，直至健身、休闲、旅游消费，等等。

当然，保障性住房的比例，要从自身国情出发加以确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做过测算，按照3年规划，保障性住房比例可能达到8%左右，将来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再逐步提高。保障性住房是兜底的，在此之外的商品住房需通过市场来提供，要保证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让人民群众有条件、有能力购住商品房。

实行全民医保，解决好看病难的问题。一直以来，“病不起”是套在老百姓头上的一道“金箍”。要想让医疗费用便宜下来，就需要实现全民医保。全民医保相当于一个“团购”的功能，可以花小钱看好病。在全民医保制度下，人人都参加医疗保险，如果医生骗病人就是骗保，医保机构作为拥有强大集中购买权的专业机构，可以聘用一流

的医学专家和风险管理专家来约束医生的行为，因此，在医疗保险制度下，这个市场的

缺陷有可能得到解决，从而使社会保障“保”了最重要的东西——生命。

解决上学难，主要是重点解决好困难家庭子女上学问题。过去一年来全国近1.5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享受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政策，中西部地区约112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获得生活费补助。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中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也逐步免除学费。为减轻学生及其家庭经济负担，目前已有90%的中职学校一、二年级学生享受每年1500元的国家助学金。在此基础上，国家又推出逐步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这是继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之后，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重大举措。

国以民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途径，也是中国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

（2）用科技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一定要高度重视。

现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总体上仍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不相适应，与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地位不相适应。比如，我国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0.81%，相当于发达国家的l/10。我国注册的中小企业共有970万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 的企业从未申请过专利。所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仍然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从劳务来讲，我们在劳动力的成本上不可能长期这么低。从资源环境来讲，我们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受到制约，那种高耗能、高耗资、高污染的路子不能再走。特别是土地，越来越紧张，那种把一大片土地划拨给外商来投资的做法也没有可能了。我们面临着由“世界工厂”向开发“世界品牌”的转变。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来看，凡是自主创新能力强的国家、地区和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强，情况就好一些；
凡是主要依靠加工贸易、贴牌加工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弱，困难就大一些。大家都熟悉的耐克，它就是个调度中心，在全球调度所有工厂为它生产鞋，在调度全球船队为它运送鞋，在全球调度所有的商场为它卖鞋，实现鞋的价值。你想它靠什么？就靠一“钩”，这就是品牌，就是跨国公司今天所体现出的巨大力量。中国不可能举着跨国公司的牌子“走出去”！归根结底，推动自主创新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途径。

具体说，要做好几件事。

第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首要的是解决体制问题。过去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技术创新活动游离于产业之外，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科研经费花了不少，但是服务于写论文、做样机、搞表演，最后没有变成社会财富。反过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德国，重大的技术创新都出自大跨国公司，项目的提出来自市场，自然就不存在二次转化的问题。

第二，要着力打造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知名品牌、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现在拥有多少自主的知名品牌，拥有多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自主知识品牌的骨干企业。没有这些，自主创新能力就是空的。在国际上评出的l00个知名品牌当中，中国一个也没有。尽管我们有一批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的行列当中，有的排名甚至还很靠前，但它们主要是一些金融企业和资源型企业，这些排名并没有体现出我们的企业具备多强的竞争力。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主要还是体现在制造能力上。

第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努力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如政府采购要把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系统列入首选目录，真正把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变成支持自主创新的强大动力。再如，要建立和完善鼓励自主创新的评价考核体系，改变过去只单纯统计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做法，把发明专利授权量、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量、研发投入比例、科技贡献率等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评价导向机制，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第四，要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进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研发能力；
积极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产业，加快促进三网融合；
加快发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节能建筑、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方面的新材料产业以及生物育种、生物医药等生物产业。要通过制定产业规划、加大政府投入、加强政策支持、创新体制机制，在科技研发、示范推广和产业化等各个环节上扶持发展新兴产业，使之成为带动未来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有生力量和主力军。

7.“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009年中国经济呈现出“V”字型的走势，下去又立即上来，大家一定想，这多好啊！但是经济形势转好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经济转型。让经济下去直接上来也不是很难，国家不断加大投资，一定可以上来。上来以后是不是经济就转型了呢？比如说，产业就升级了，经济增长质量就提高了，自主创新就增加了？那就不一定了。繁荣往往掩盖了矛盾，前几年，我们老说要经济转型，为什么经济转型不那么成功呢？就因为当时的经济处于繁荣阶段，大家都觉得日子很好过。既然日子很好过，为什么要转型？过一段再说吧！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经济如果恢复得太快，不一定好，为什么？因为把我们主要的任务——经济转型——反而给耽误了。从深层次看，最能体现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是发展方式是否合理，经济结构是否协调，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合理的发展方式和协调的经济结构是决定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最根本的因素。

8.7%的增长率固然可喜，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初步的，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

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如此之大呢？从表面上看，由于外部需求收缩造成了出口大幅回落，关联影响到出口的工业部门，再影响到上游的原料和能源部门。但深层的原因是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问题不断加剧。金融危机前，中国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主要是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这就是内部的失衡。为此，股市和房市的调整2007年下半年已经开始。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使这种矛盾外向化了。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从发展方式来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物质资源的大量投入，加剧了土地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创新激励机制还不完善，科技研发投入偏低，我国的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刚刚超过1.5%，欧美国家一般为2.5%-3%。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管理粗放、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在产业结构上，突出表现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盲目重复建设，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都存在这类问题，有的新兴行业出现了一哄而上的苗头。

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今后一个时期，是推进中国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因为既要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又要为中国经济更长期的增长开辟新的空间，这就是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的使命，是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为中国经济更长期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创造条件。当然，转型离不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这里有三点要强调：

（1）要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是什么

这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三个转变”：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要在“加快”上下工夫、见实效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了“五个必然要求”。他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期待过上更好生活的必然要求。并提出了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八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

（3）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

转变发展方式，要坚持以下几点：第一，处理好速度与效益、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强调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二，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第三，加快完善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体系，大力推进财税改革、分配改革和价格改革，健全财税政策、信贷政策、环保政策、土地政策、贸易政策和技术标准，并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第四，完善政绩考核机制，不仅要看发展速度，更要看结构调整、创新水平、收入分配、人民生活、和谐稳定、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综合因素。

三、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同时显现，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增大。

1.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周期进程，当前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经济回升内在动力仍然不足。这一段时间的经济复苏主要靠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还没有完全跟进。另外，国内消费也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态势，但消费增长的后劲也不足，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消费没有持续动力，经济回升不足；
二是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关系还继续存在，消费占的比重还在逐渐下降。各个产业之间也存在矛盾，第一产业还不太稳固，第二产业过大，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还比较慢；
三是农业基础仍不稳固；
四是就业形式严峻。

（1）国内消费市场拓展空间广阔，但难度增大

国内消费市场仍有很大的潜力：首先，农村消费市场将会迅速启动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增加，有利于刺激本轮消费升级。

但是，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增收困难情况下，同时受未来支出和消费习惯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消费增长难以持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2）国内投资增长具备潜力，但民间投资意愿不强

我国的国内投资增长具备一定的潜力，主要表现在：就业压力和改善现状的迫切愿望，形成了高涨的投资热情；
房地产、汽车工业发展带来的产业规模扩大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变化，为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
巨大的国民总储蓄和国外投资，为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但目前经济增长动力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拉动，政府投资增速比民间投资增速要快得多。实现经济明显复苏的关键还是要带动民间的投资。

（3）稳定出口政策成效明显，但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首先，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上升，美元出现较大幅度贬值。美元中长期弱势格局难以根本改变，而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和巨大的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近期有所上升，不利于中国出口回升。其次，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国。中国未来要想重现出口20%、30%及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局面已不太现实。

（4）工业增长条件充足，但结构调整难度很大

一方面，工业经济增速发展条件充足：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
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的改善；
消费升级步伐的不断加快，投资较快增长的态势将增大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这一中国经济的顽疾。前几年出口的指数型增长，吸收了我国不断产生的过剩产能。

（5）财政和金融环境良好，但通胀预期逐渐显现

2010年我国面临的财政和金融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和良好。首先，财政实力和外汇储备实力逐渐增强。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出现快速增长趋势，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其次，我国的外债偿债率，负债率等各项指标均持续回落。再者，金融监管体系在稳健提高。但也要看到，2010年全国通货膨胀的预期和压力，都将逐步增强。

2.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２００９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保八”，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但明年经济发展仍存诸多不确定性，调控部门需直面信贷质量、贸易保护主义、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四大风险，从制度安排入手，适时调整政策，加大调结构、扩内需力度，为“中国号”经济巨轮的平稳快速行驶护航。

（1）信贷风险不容小觑

银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继续保持双降。但对于２００９年超过９万亿元的新增信贷，一些市场人士担忧未来信贷风险。他们预计，最早在明年上半年，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降的趋势将会改变。

目前有迹象显示，随着信贷基数的不断扩大，个别商业银行分支行已经出现不良贷款余额增长的现象，银行资产质量下滑风险正在显现。

其实，不少银行都尽量将信贷集中投放于政府倡导的基建、大型项目、国企及大型民企，以求降低信贷风险。但这并未有效降低银行风险，且限制了信贷对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现行的“银政模式”正备受挑战。

未来的信贷风险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贷集中可能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使得商业银行无法充分而专业地发挥金融调控作用，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和产业振兴。相反，这种“亲政府化”的单一操作，极有可能为下一轮经济周期埋下毒瘤，如果宏观调控方向转变，呆账、坏账就可能浮出水面。

二是地方政府融资风险。由于政府融资平台项目信贷６０％以上是依赖财政偿还，一级政府往往设立多个政府融资平台，同一个政府融资平台往往有多家银行贷款进入。在加速投资的背景下，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出现过度负债，且政府财政担保对银行信贷资金安全并无法律约束、保障。

三是部分行业贷款风险上升趋势不容忽视。最显著的是房地产业，经历了２００９年一线城市房价暴涨后，２０１０年房地产市场走势存疑，管理部门连续出台税收、土地等政策也对市场造成一些压力。如果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银行２００９年集中发放的地产开发贷款、个人按揭贷款都将暴露在较大的风险中。此外，制造业境况虽有所改善，但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在去库存化后，企业将可能再次面临原材料成本上升、下游需求不足导致产成品涨价困难、经营财务压力加大状况。这也将对企业的信贷偿还能力提出考验。

严格监管不能放松。从上半年开始，银监会连续出台风险监控办法，对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个人贷款、银行发行购买次级债、拨备率、资本充足率等都做出了新的规定。而且，资本充足率须每季度披露。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提出，中小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１０％，大型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为１１％，拨备覆盖率要求提高到１５０％。

从监管层的表态来看，明年银行业将会更加突出加强风险控制，更加严格执行行业信贷政策，严把信贷准入，加强贷后管理，加强风险监测、监控和预警，完善授信监督，加大不良资产处置、核销力度。同时，商业银行会利用信贷环境宽松的有利时机，加大存量贷款的结构调整力度；
在增量贷款上会进一步向优质客户和项目及自身优势业务领域集中，票据融资规模将会大幅减少。

（2）外贸风险，谨防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是２００９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心头之痛。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盛行，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展望２０１０年，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之际，贸易保护主义更具复杂性，甚至可能会“变种”，冲击中国艰难爬升的出口。

贸易保护主义花样翻新。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温。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损害正在加剧。

据商务部统计，到今年１１月初，全球有１９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１０１起贸易调查，涉案总额超过１１６亿美元。反补贴和特保案也在日益增多，从去年到今年９月，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启动了２０起反补贴调查，其中１９起是与反倾销调查合并调查，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全球经济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贸易保护主义也在花样翻新，出现各类“变种”。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杨益指出，贸易和技术的新贸易壁垒措施对出口的影响正在加大，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气候变化等绿色壁垒也在对我国出口产品给予巨大压力。

令中国出口企业感到“剑悬头上”的是碳关税。尽管是否征收碳关税尚未定论，但在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李健看来，高能耗、高物耗出口正受到更多抑制。

贸易摩擦的影响更深，波及到产业和制度领域。“贸易摩擦从单个产品向整个产业扩散，直至国家政策层面。不仅冲击诸多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影响了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善用法律维护权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贸易摩擦是明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明年出口预期增长，在投资引擎必将减速、消费引擎刚刚启动的情况下，出口引擎仍是明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分析人士指出，贸易摩擦增多是中国产业竞争力上升的客观反应，是国外遏制中国崛起和发展的主观表现。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我国贸易在世界贸易份额的不断上升，国际经贸摩擦将伴随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

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应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解决争端机制，妥善应对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应依法运用贸易救济措施，加强贸易救济措施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力度。

今年商务部发起２７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进口金额９９亿美元，国内企业２００多家，国内产业４６００多亿元人民币，直接影响２０多万个就业岗位。

商务部已经着手研究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力求在对因贸易或产业转移而遭受利益损失的产业、企业及其工人进行补偿和扶助。上述制度在美国、欧盟都有成熟的法律和实践，中国目前还没有出台相关法律。

专家也指出，企业应关注国际市场的变化，在自己的产品遭遇贸易摩擦的时候要积极应诉、敢于应诉，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发现低价进口产品对自己的产品造成影响的，要及时申请救济，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3、通胀风险，管好通胀预期

随着2009年１１月份居民消费价格（ＣＰＩ）同比增长由负转正，关于明年通胀风险的争论再次升温。一些专家认为，国外输入和高速扩张的货币和信贷供应将导致明年物价水平上涨，需警惕资产价格飙升，进行适度的通胀预期管理。

物价上行压力大。近段时间来，部分产品价格出现上涨苗头，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囤油、囤粮现象。１１月份ＣＰＩ同比上涨０．６％，结束了连续９个月的负增长，通胀是否来临？

专家普遍认为，总体上看，严重通胀不会出现，但明年物价水平上涨的可能性较大。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来自供给冲击、国外输入和高速扩张的货币、信贷供应。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由于我国经济增长迅速，支撑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并不能齐头并进地同时满足高增长的需要，我国经济会不时出现某些资源和某些产品供给不足从而价格上升，进而推高价格总水平的现象。

输入型通胀也将对明年物价造成冲击。工行投行部研究中心分析师柳春明表示，国际原油价格伴随着经济复苏和美元疲软，已从年初的不足４０美元每桶反弹至８０美元每桶。对于ＣＰＩ而言，对外依存度高的大豆、油脂等产品的进口是主要的输入型冲击因素；
原油、金融、矿产品对工业品成本影响巨大，对ＰＰＩ也将起到明显推升作用。

此外，２００８年底以来货币的大幅度投放将对明年的ＣＰＩ造成上行压力。“过多的货币和信贷作为需求的载体，或早或迟将在物价上表现出来。”

警惕资产价格飙升。２００９年，中国股市、楼市均出现爆发式上涨。“这一现象值得警惕。”近年来，过多的货币和信贷供应对物价的影响，常常并不表现在被ＣＰＩ和ＰＰＩ所覆盖的普通商品价格上，而是表现在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为主的资产价格飙升上。

资产价格上涨是造成通胀预期的重要推动力。上一轮股市站上６０００点及猪肉价格带动的通胀，仍令人记忆犹新。如何用好各种政策工具，抑制资产价格过度膨胀，将是明年财政、货币政策面临的一项重大考验。

在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除继续强调“保增长、调结构”外，“管理好通胀预期”首次被提上日程。

“通胀预期管理”正推动货币政策转向中性。柳春明表示，动态调整的货币政策在明年将显得更稳健，信贷不会明显收紧。未来货币政策仍将以量化管理为主，明年上半年加息的可能性很小，预计加息最早要到下半年。

针对通胀预期，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建议，货币政策方面可能需要做一些更加灵活、谨慎的渐进式调整，但不等于要退出。要通过扩大优质资产供给的方式让大量的资金能够有较好的投资去处，使资产价格不会脱离基本面非理性上升。

4、产能过剩风险，推进兼并重组

产能过剩的阴霾一直笼罩着２００９年的中国经济，并将对２０１０年的经济复苏造成一定的阻碍，甚至成为巨大的潜在风险。专家预计，下一步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力度将加大，产业集中度偏低的现状也将在兼并重组中得以改善。

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就在经济刺激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９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踩下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六大产业产能扩张的“急刹车”。

国务院警示风险称，如不及时加以调控和引导，市场恶性竞争难以避免，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并将导致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在国家相继收紧土地、信贷闸门，提高环保标准后，部分行业的产能扩张已得到控制，企业效益开始回升。以钢铁业为例，宝钢１２月１０日宣布，将明年１月份的大部分钢铁产品价格每吨上调３００元至６００元每吨。长城证券分析师乔培涛认为，随着行业投资强度的减弱以及抑制产能政策的发酵，明年下半年后基本再无新增产能，产能扩张高峰就此过去。

我国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为结构性过剩，也就是落后产能太多，而先进产能不足。据工信部原材料司巡视员贾银松透露，当前我国水泥仍有２７％的落后产能，平板玻璃深加工率不足３０％。

虽然明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力度将有所下降，但是落后产能的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依然会影响我国转变增长方式，发展低碳经济的大局。为此，中央提出，明年对于落后产能继续把住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十大产业振兴和调整规划也将加快实施，把调结构的重点落实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

打破兼并重组桎梏。分析人士认为，淘汰落后产能并不是将已有产能完全废弃不用，而是通过管理输入和技术输入，对落后产能加以改造，这就需要在行业内鼓励兼并重组。

但工信部发言人朱宏任日前表示，我国的兼并重组长期以来面临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部分企业片面追求规模的兼并重组、地方政府“拉郎配”式的兼并重组，导致一些企业重组后效率不高。

为此，朱宏任表示，工信部正会同有关部委研究出台措施，消除跨地区、跨所有制企业兼并重组的障碍，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解决好税收、土地、债务处理、职工安置等突出问题，减轻企业兼并重组的负担。同时，进一步完善企业兼并重组的金融服务，创新发展有利于推动兼并重组的多种融资方式。

有专家建议，改变完全利用自有资金的方式，拓宽外部融资渠道，引入杠杆资金、过桥贷款。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也要逐步探索可转换优先股、定向公司债等直接融资工具进行融资的可能性。

3.2010年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压力

（1）2010年内地房地产业能否保持稳定发展，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房地产行业占GDP的6.6%和四分之一投资。

（2）消费需求增速下降。2009年中国消费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2010年政府刺激消费的一系列政策的经济效益将逐步减弱，消费增量也将下降。

（3）投资大幅度增长产生的金融风险。在拉动经济复苏过程中，一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良的项目，将提高银行业不良资产比重。

（4）宽松的货币政策难以持续，通货膨胀潜在压力增大。

（5）美元贬值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

（6）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美元贬值，增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增大外贸出口压力，同时又将吸引热钱进入中国，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导致两难处境。

（7）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金融危机后，国际上金融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将不利于中国2010年外贸出口和经济增长。

四、2010年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较快，但经济发展仍面临着结构性、发展性和体制性等诸多矛盾。特别是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协调，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内外需不平衡依然存在，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保持价格总水平稳定有一定难度。2010年是我国五年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既要解决经济稳定增长这个根本问题，又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既要积极扩大就业，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又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因此，2010年宏观调控的思路大致可以描述为：“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惠民生”。

(一)支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一是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手段，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的力度，解决重大民生问题，较大幅度地增加支持“三农”、扶贫、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公共服务支出。二是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采取各项政策措施促进就业，积极稳妥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建立全覆盖、可流转、可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消费者的消费预期。三是加大支持家电、机动车下乡政策的实施力度，充分发挥其刺激和带动消费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下乡家电产品补贴标准和办法，增选品种纳入补贴规范。四是继续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加大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力度，扩大新能源汽车试点；
同时，继续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适当增加补贴资金规模。五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镇化进程。一方面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另一方面要进一步降低城市准入门槛。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重点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稳定就业和落户，通过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中小城镇消费增长。

(二)重点培育民间投资的增长

一是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示范作用，灵活运用投资补助、资本金注入、贴息等方式带动社会投资。二是拓宽社会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允许和鼓励社会资本参股金融、铁路、电信等行业、市政公用事业等。三是通过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使中小企业获得较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四是加快推进金融体制创新，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提供便利快捷的金融服务。在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各类中小金融机构，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三)积极稳定进出口贸易增长

一是进一步继续落实国家已经确定的稳定外需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完善出口税收、融资和出口信用保险等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政策，减轻外贸企业的负担，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不断优化出口结构，积极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支持服务贸易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三是支持企业“走出去”，支持有条件、有实力企业积极对外开展投资合作，带动国内过剩生产能力向国外转移。四是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加强双边或多边磋商和沟通，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同时，主动应对各种贸易案件和诉讼，全力维护企业贸易的合法权益。

(四)加大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一是加大对研发领域的支持，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是健全和完善财税政策，推进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产业化，加快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培育新的市场，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继续保持汽车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加大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力度，对私人购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给予适当补贴，促进新兴能源产业发展。三是以低碳经济为契机，促进产业结构新一轮调整，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五)坚持就业目标优先的政策导向

一是加快新兴行业就业潜力的开发，以行业的分化和创新为契机，大力改造传统行业，开发新兴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鼓励和引导新兴服务业的就业岗位的创造。二是大力提升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和培训等途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推动就业潜力的开发和经济质量的提升。目前一个重点是要多渠道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政府应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建立一个高效率的职业培训体系，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合适和高效的培训服务。在管理体制上，实行专业培训与“政府购买”培训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在企业、工会、个人与政府之间建立互动合作的新机制。三是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农民工就业、促进零就业家庭就业以及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完善对就业的公共服务。

(六)建立健全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机制

一是根据国家规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协调，包括两大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跟踪测算、财政金融稳定性的预安排、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二是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三是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四是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七)保持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

一是坚持以我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政策出台时机和工具组合上，注意相机抉择，主动出击，积极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二是加强资本监管的力度，建立由相关部门联动的正式协调机制，加强政府间国际收支调节方面的沟通与协作，防止投机性资金涌入的同时，需要重点防范外汇资金大规模流出。三是要高度关注危机后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变化趋势，加强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金融监管合作，稳定金融市场。四是与其他主要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就财政、货币、汇率、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广泛开展磋商、对话和协调，发挥发展中大国应有的作用，在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进程中争取更多主动权和话语权。

【篇二】中国经济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的发展现状探析

当前我国形势经济分析

一、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

1.GDP增速持续回落

从2011年开始，我国GDP增速一直处于回落当中，今年第一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885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和去年全年分别回落0.2和0.1个百分点，但高于今年7.5%的预期目标。

2.三大产业增速明显放缓

不管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的增速，都明显放缓，从2011年年末开始，就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缓慢

固定资产投资(所谓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为投资拉动的模式)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11年年末开始，在过去一年当中，其增速也呈现回落状态。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允许地方政府和铁道部加大基础设施支出，但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仍有所下降。

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改善幅度较小

据中国市场学会统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尽管有所提高，但幅度较小。从整个消费形势来看，尽管有小幅度回升，但从整体上说，还没有真正好起来。餐饮、烟酒消费，在中央八项规定的影响之下，其下滑速度是非常快的。

5.外贸出口回升势头不强劲

对外贸易继续延续了上年底企稳回升态势，出现了少许的回升势头，这主要得益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的温和复苏，但是回升幅度和规模都很小。

6.财政收入增速下滑

财政收入是目前特别抢眼的一个经济因素。财政收入的增速，不仅与往年相比持续回落，而且已经低于GDP的增幅，甚至低于今年预算的增幅，就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今年的财政收入形势将很不乐观。

7.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下调我国经济预期

在这样一种出现剧烈变化的经济走势面前，特别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宏观经济指标发布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先后陆续下调了对于今年中国经济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在2013年5月29日把中国2013年的增速调整为7.75%，而在此之前，其曾经预言过中国今年的GDP增速是8%；
世界银行则于2013年4月15日将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下调到8.3%(原来预期是8.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3年5月29日将中国GDP增速大幅下调至7.8%，而此前在三月份的预期是8.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称，内需疲软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为调降中国经济增速的主要原因，预计随着信贷规模扩张和政府刺激政策的出台，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8.4%。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面对这样一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该作何种判断呢？这一段时间，不管是经济学界，还是政府的主管部门，特别是一些智囊机构，都在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作出自己的分析。我们有如下几点初步判断。

1.中国经济在震荡中前行

中国经济形势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将继续在震荡中前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出于对眼前这场世界金融危机特殊性的观察。我们还清楚地记得，2008年，当中国经济被卷入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决策层曾经用“百年不遇”、“前所未有”来概括这场金融危机的特殊性，但那个时候对其特殊性的定义，无非是根据它影响的规模和影响的范围作出的。在这场危机持续了5年之后，我们再来看其特殊性，恐怕结论就不能仅仅限于它的影响规模和影响范围了。在以往，我们更多地是把国际金融危机视作周期性的问题，多国采取的大多是应对经济危机的调控手段，但是现在看来眼前的这场危机，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危机，而且还有结构性的因素，或者换言之，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两者交织在一起的危机，这就和以往的经济危机运行轨迹有所不同。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原来7-8年一次，后来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当这次危机从2008年持续到今年，5年时间过去之后，我们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打破了我们原来对金融危机的这样一种认识，而且往前看，何时走出危机，目前还难下断言，所以它肯定有不同于周期性危机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这种因素现在看来可以归结为结构性因素。正因为这样，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悄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美国如此，欧洲如此，日本也如此。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存在问题，在经过了一系列反危机操作之后，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应该说与2008年之前相比并无改善。久存于我国经济体制中的结构性矛盾，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突出。但是，不管中国还是整个世界，一旦涉及结构调整，都不像周期性的反危机操作那样，一定要持续较长的时间，这种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调整，必将会带来一系列调整，一方面要进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要经历进行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震荡。往前看，中国经济可能将是一个持续震荡的过程。

2.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危机以来的经济运行图，实际上在四五年前，大家都有过种种预期。有人说它将呈V字型，也有人说它将呈现W型，甚至有人说它将呈现L型，但不管哪一种预测，我们都是基于周期性危机作出的。所谓的V字型，无非是说它从11%一路下滑到6%之后，还会反弹到11%，这是一个V字型；
W型无非是说它从11%下降到6%，再回到11%，再降到6%，再上升到原来的起点。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经济恐怕不是这样，原因是它不仅仅是周期性危机，更多的是由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危机，经济增速放缓，更多的是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正如人的成长有幼年、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样一个过程一样，经济的增长也是有阶段性的。就目前整体情况看，中国经济大致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在这一阶段，会出现一些与其他阶段所不同的情况。比如从劳动力转移的趋势来看，以往更多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或者制造业转移，但那个时候的转移主要是因为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比如10年、20年前，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是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的状态，所以这种转换并不伴随着公司成本的上升，而且在那个时候，从农业转到非农业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单位时间内，一个人在工业化阶段与在农业化阶段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GDP的增速就会很快。但是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虽然现在也可以招来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劳动力，但招来的劳动力不再是闲置或半闲置的状态，可能处于就业状态，因而这种转移必将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或者说工资成本的上升。而且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整个经济发展更多地向服务业转移，那么发展服务业就必然引起劳动力由农业和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在这种转移过程中，大家都知道，起码在当前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所以这个转移过程中并不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而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自然会出现下降，这一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1年为上海市政府所作课题的结论是完全相符的，也就是说，上海市政府的研究课题可以佐证这种判断。因而，如果把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理解为结构性的放缓，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当前的经济结构或者经济要素结构，也就是目前其所支撑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要比过去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分析结论。如果这种结论大致上是可以让人接受的，那么今后或者从现在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可能既不是V字型也不是W型，更不是L型，而可能是一种V字型的变异。比如说，它在10%～11%高速增长的轨道上下跌到6%，然后反弹，但是刚反弹到7%～8%的水平上，它就不再继续上升，而是沿着一条水平的道路走下去，这可能就是我们从此要进入的所谓中速增长阶段。

3.中国经济要转到以提高经济增长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在经济增长不再呈现粗放型的扩张轨迹而进入一个相对中速增长的轨道之后，我们该追求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转到以提高经济增长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而且具体解释为，我们所需要的增长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和可持续的增长，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思路作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以前往往是先定GDP增长的速度，然后再围绕着GDP增长速度确定其他相关经济指标。但是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201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经济形势的讲话精神来看，目前的稳增长或叫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就业，也就是说现在的发展速度更多地围绕保就业这个目标来做文章。李克强总理在几次讲话中说，在以往的劳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关系条件下，要保8%～10%的经济增长才能完成保就业的目标。当时的测算是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100万人就业，那是在以往就业和经济增长关系中得出的。那么现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整个中国的劳动力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充分表现在服务业比重上升和中小企业迅速发展，现在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以往有所下降，但是对于就业的贡献度却上升了。因而，目前要有7%的增长就不会有太大的就业压力，即7%～8%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中国目前实现发展目标基本够用。进一步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追求高速度，所带来的可能不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所以以7%～8%这样一个经济增速作为今后的发展目标，是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

4.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放缓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又进一步带来了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当前对此似乎有种谈虎色变的感觉。其实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表面的、外在的东西，如果深入分析财政收支的具体环节，还能看到更多。比如说，目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不仅仅是相对于以往的增速放缓，而且低于GDP的增速，甚至低于当年8%的预算收入，看到的问题就会严峻一点，但是我们说目前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可能是一种生活当中的常态，也就是说，以前是特殊经济时期，今后我们将进入正常的财政收支状态。当前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1)经济决定财政，当整个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且进入深度转型期后，财政收入的增速自然要下滑，自然要振荡。这是无论在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当中都能找到根据的一种推断，符合逻辑。

(2)当我们说增速放缓的时候，不管经济增速还是财政收入增速(特别是财政收入增速)，实际上是有参照系的，就是拿什么尺子去测度而得出收入放缓这样一种判断。我们目前用的尺子，是往前推18年的，是用1994-2012年的这把尺子来测度2013年财政收入增速的，因此才会给出一个所谓放缓的结论。如果换一把尺子，比如从1994年前推到1984-1985年，把那把尺子拿过来测定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得到的结论就不是经济下滑了，而是上升了。在1994年之前，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时期，以至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年下调一个百分点。1978年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那时不叫GDP)的比重是31.06%，到1994年底财税改革之前的1993年下调到了12.58%，将1994年作为一个节点，为这前后10年的财政收入增速画一个完整的轨迹图，会发现它是一个V字型的。从这个角度讲，1994年出现的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1994年前持续十几年增速下滑的补偿性，没有前些年增速的持续下滑，就不会有后十几年的增速持续上升。当我们把它归结为补偿性质的时候，目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可以理解为当补偿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种正常的回归现象，更何况今年1～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速为6.6%，不管是纵向看，还是横向与其他国家相比，6.6%其实并不是一个较低的水平。

(3)过去十几年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是1994年财税改革的成果之一，带有改革红利的性质。既然是改革红利，红利的释放也有其运行规律，经济学有一个最根本的规律，就是收益递减规律。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它向右下方倾斜，所以这种改革红利在释放一定时间之后，现在进入递减阶段也符合规律。

(4)2012年财政收入是11.8万亿元，其中有十多万亿元的收入来自于税收，我国税收收入的基本情况和其他国家有些差异，财政收入中的增值税占了40%，营业税占了16%，消费税大约占9%，三者相加占65%，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上关税，加上其他零星的流转税收，整个流转税占全部税收的70%，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一样了。流转税是间接税，间接税的纳税人和付税人不是一回事，那么纳税人交税之后，要把它加到各种商品的价格当中转嫁出去，所以流转税与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作为价格的构成部分而发挥作用，70%以上的税收要通过各种途径融入价格，进入经济运行过程当中，流转税收对价格的冲击力就会很大。任何国家的流转税收都会融入价格，但是其他国家融入的比例、份额不像中国这么大。所以从整体上讲，中国的税收和价格捆绑在一起，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当经济高速增长时，价格跟着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往往比较高，那么税收的增速是快速紧密性增速；
当经济增速放缓，价格水平也跟着降低的时候，那么税收的降速会快于GDP的降速，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长10%，财政收入增长20%，而现在经济增长7.7%，财政收入增速降到6.6%，道理就在这里。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

在这样一种经济形势面前，再来看一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实际上是宏观调控资源。

1.积极稳健配置：操作有所不同

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的调，称之为积极稳健配置，实际上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搭配，但是如果盯住积极稳健配置的字面意义，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为这样一种政策搭配格局从2011年就开始了，已经连续实施了三年，那么字面上相同是否意味着实质内容也相同呢？如果实质内容也相同，就没有必要再单独分析2013年经济工作格局，把2011年、2012年的政策拷贝过来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中国人的宏观经济政策概念表述当中，它从来就是一个带有高度文学色彩的字眼，名义上如此，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样。对比2011年和2013年的配置，至少在三点上有所不同。

(1)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扩张操作的药效已经有所下降。就像人类服用抗生素，第一次药片下去之后药效很大，但是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药效会降低一样。即便面对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而动用2008-2010年那样高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所带来的功效肯定不如那三年。

(2)在扩张性经济政策的综合作用下，粗放型扩张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副作用已有所显现，这也好比服用抗生素，不仅仅是药效下降的问题，而且还有副作用，吃多了肯定不行。而2008年以来我们超越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这种操作，实际上已经对经济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我本人担任首钢股份公司的独立董事，每当开董事会时就会看到现在钢铁业面临的巨大难题，在过去5年当中，上了很多的新项目，以至于导致钢铁价格一路下滑，今年比前两年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3)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复苏，不管是当前中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不可能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

2.发挥双重作用：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不变，单纯动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来应对危机，是走不出危机的，只有在反周期的同时坚持经济结构调整才行。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定位已悄然发生变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可以看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以往或者在课本上学到的基本原理，宏观经济政策更多的是作为反周期调节来发挥作用的，且更多的是对总量的调节，而很少涉及结构问题。危机来了搞扩张，通胀来了搞紧缩，这是耳熟能详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基本原理。但此次它不仅仅是调节，同时还赋予它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这样一个角色，要在两条线索上去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3.实现多重目标：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防风险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也有很大的变化。200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全力保增长，保增长是压倒性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把宏观经济资源都用到这一目标上来打歼灭战。而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就逐步地添加了，先是添加了控物价，后来又添加了调节个税。到今年，鉴于过去5年当中增发的各种地方债务、融资债务陆续进入偿还期(2013年大约有3.5亿元债务进入偿还期)，所以地方的债务风险问题凸显，以至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宏观经济目标成了一个防风险的目标。大家可能也已经注意到，李克强总理每次讲话都会说，要稳增长，要调结构，要防风险，几个目标要同时兼顾。如果在过去只是追求稳增长一个目标，只是打歼灭战，但是当同时追求5个、一系列多个目标的时候，可以把它形容为打阵地战，就是那么多资源，就是那么多兵力，要同时把它配置到各个阵地上去，每个山头都要守，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形，难免会在追求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上左右徘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步调也发生了变化。

四、多重目标下的积极财政政策

1.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跟往年有所不同。比如说，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的操作走出了一个特殊的轨迹，如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比去年还高，但是它对整个货币政策扩张这种格局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比以往下降了。如利率方面的调整至今没有被选择，这更多的是顾虑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压力，不能放开手脚，像过去那样去应对经济增速的放缓，因而一个控物价，一个防风险，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货币政策在稳增长方面的作用体现，这是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这样的条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稳增长方面异军突起，如果说过去的五年它确实担任过主角的话，那么在2013年它要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2.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能做的事情归结起来有三项：增加赤字、减少税收、扩大支出，称之为减税护国制。

(1)增加赤字。首先需要理清赤字和积极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很多人把赤字当作积极财政政策的标志，这是不对的。如果今年的财政赤字和去年一样多，最多说明今年的财政政策是中性的；
今年的财政赤字比去年少，则说明财政政策是紧缩的；
今年的财政赤字比去年多，则是扩张的，扩张与否取决于赤字的增减，这是一个基本原理。2013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要多于2012年才行，那么2012年财政赤字是多少呢？目前对外公布的数字是8000亿元，实际上可能还不止，还要加上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来弥补的那2700亿元，加起来的总和是10700亿元。财政赤字是一个特定的财政年度收入与支出之间流量的一种差额，比方说今年财政赤字一万元，既可以找别人借一万元钱来弥补，也可以8000元钱找别人借，另外2000元钱用以往年度的存款。不管是用存款弥补赤字，还是动用借款去弥补赤字，都是当年的收入。把2012年财政赤字认定为10700亿元，今年有哪些变化？第一，今年的财政收入增速肯定比去年还低。第二，政府换届效益所导致的投资膨胀，以及在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压力，今年的财政支出增速肯定高于去年。第三，相对于以往，今年中央政府的调节存量已经不多，不足千亿元。第四，去年实际上财政收入增速已经下滑，当年中央财政税收已经减少，今年财政赤字肯定会有所扩张，但是这种扩张弥补赤字的来源更多地要依赖举债而不是中央预算调节基金。今年财政赤字到目前加起来为13000亿元，其中包括12000亿元的借款，也就是去年发行的国债，也包括从中央预算调节基金中拿来的那1000亿元。今年迄今为止的财政赤字比2012年的财政赤字不是媒体上宣传的多了4000亿元，而是只多了2300亿元，千万不要把今年的财政扩张效应和4000亿元的财政赤字挂起钩来，只能和2300亿元财政赤字对应起来，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2)减少税收。赤字不直接等于扩支，在有些人眼中，有多少赤字就希望扩大多少支出，这是不对的。就像家庭过日子一样，一笔赤字既可能是增加支出的结果，又可能是减少收入的结果，少挣多花同样会带来赤字。所以，一笔特定的财政赤字，要同时用于支撑减税和扩支两个方面，并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是扩张财政赤字的一个基本道理。当然，减税和扩支相比，它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但问题在于减税和扩支对于市场投资与经济运行的作用是有差异的。在当前情况下，既然要把逆周期和调结构同时并举，既然要同时追求四个方面的目标，就不能再使用像过去那样简单操作扩支的办法，而是应当把更多的赤字资源投给减税，因为减税主要可以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增加来实施扩张，而不是靠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实施扩张，民间可支配收入增加，意味着有可能把更多的投资交给市场，而不是交给政府，从而有可能避免政府粗放型投资，带来推动结构调整的效应，这样一种操作更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所以我们建议把13000亿元的财政赤字资源至少拿出一半以上用于支撑结构性减税，不主张把更多的钱用于政府直接投资。

①我国的税收结构。怎么去减税？在哪些方面减税？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句话：一是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二是重点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工作，完善试点办法，适时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这两句话非常精辟，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税都切一刀，是结构性减税，要选择那些需要减的地方去减；
第二句话告诉我们在哪里能够做这件事，怎么结合税制改革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表1是2012年税收结构表，表中把增值税和营业税合并为一个税，就是一般流转税，因为考虑到“营改增”，它们的属性基本一致。从表1中可以看到，一般流转税最大超过了55%，再加上特殊流转税、其他流转税，就超过了70%，还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类(包括13个小税种)。那么从这个格局上要求减税，一般要减块大的，不减块小的，就像要让身体更为匀称，就要减赘肉，减那些多余的脂肪。所以，企业所得税不能减，个人所得税更不能再减，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②我国税收收入的来源结构。如表2所示，我国税收的来源结构尽管可以分为7项，但其中有6项具有同一性质，即都来源于企业，“其他类”中6%是个人所得税，剩余的也来源于企业。企业把钱交给了政府，这是另外一个不均衡，前面是税收收入的不均衡，现在是纳税人之间的不均衡。从中可以看出，减税应该减企业的税，而不是减个人的税。

③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收入结构比较。从表3可以看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收入结构是比较匀称的，起码比我们匀称许多。如流转税，它的一般流转税、特殊流转税、其他类流转税三税相加，40%多一点儿，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加上其他(主要是财产税)50%多一点儿，直接税和间接税是大致均衡的。企业缴纳的税收，主要是流转税和所得税，个人缴纳的税收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再加上财产税，这两者之间也是大致均衡的。所谓的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就是要找到在哪些地方去减，哪些地方该减。

④我国的基本税性是“三个比例”。目前我国这种税收格局该如何减税，有三个比例：第一个比例是70%，即70%以上的税收都是流转税，需要通过价格渠道转嫁；
第二个比例是90%，即90%以上的税收来源于企业；
第三个比例是6%，即只有6%的税收直接来源于居民个人。这三个税收比例大致可以把中国税收的整体格局(无论是收入格局还是来源格局)看清楚。

⑤减税重点是“营改增”。从以上可以看出，该减的税第一是间接税，第二是企业税，那么怎么减，把企业税和流转税合在一起，我们找到了一个或者说可以确定一个能够行之有效的减税重点，那就是“营改增”。这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第二句话：最终选择“营改增”作为减税目标，这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去年两会结束之后，财政部向社会公布了2012年的减税清单，拿出五项减税措施。这五项减税措施有一个共同特征：基本减的都是小微企业的税。中国财政收入的80%以上来自于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所缴纳的税收只占百分之几，换言之，即便把小微企业的税收全部免掉，对于整个中国税收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小的。但是后来发生了变化，去年5月之后，宏观经济形势出现新的震荡，中央政治局充分讨论之后宣布，要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这需要一个准备过程，测算、搞调研、拿方案，北京市走得最快，2012年9月1日“营改增”，随后江苏和福建陆续开始。“营改增”减税途径大概有三条：第一条途径是减少重复征税。营业税就属于重复征税，增值税没有重复，所以“营改增”以减少重复征税。第二条途径是让服务业适度，制造业得到优惠。2009年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就是为制造业增加实惠，买设备可以抵扣，把营业税并到增值税当中，缴纳营业税的企业也跟着享受这种优惠了。第三条途径是拉平或者降低增值税的平均水平。原来增值税是两档即17%和13%，在“营改增”当中又增加了两档，一档是11%，一档是6%，增加这两档较低的新税率之后，增值税的整个平均水平被拉低了，所以它是减税措施，而且还是一个根据去年的经验，预期效果要远远高于实际效果的减税措施。如上海，去年1月份上海启动“营改增”试点工作，宣布当年可以减税120亿元，到年底减了250亿元，因为实际上减去的不仅仅是“营改增”的企业，而且也包括原来就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因为它的交易伙伴获得了增值税发票，这个发票可以用来抵扣它原来增值税的税金，所以这是一个力度非常大的减税措施。再往前看，还有进一步的“营改增”之后的减税措施在做准备，那就是增值税的标准继续下调。根据我们测算，就2012年税收计算，增值税率每下调一个百分点将减税2000亿元。以此为例，在增值税基础之上缴纳的几项杂税，比如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那么连带还有240亿元，如果把增值税降低两个百分点，也就是把增值税从17%降到15%，可能带来5000亿元的减税效果。

(3)扩大支出作为一种传统手段，在以往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曾立过汗马功劳，但是相对于过去几年，今年有所变化。第一个是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了；
第二个是政策布局已作出重大调整；
第三个是兼顾逆周期调节和推进结构调整的需要日趋凸显。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今年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涉及支出方面的都是比较节制的，如涉及政府一般性支出时，要求各级政府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涉及政府的投资支出时是这样表述的：在增加并引导民间投资的同时，着眼于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基础设施领域的重复建设。这句话要好好理解，有三条非常明确：第一条是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财政投资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用于非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限定；
第二条是限定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可以做，它用了一个限定词，叫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才可以做；
第三条，即便要做还有个前提，即在增加并引导民间投资的同时再去做。所以整体上是一种非常有节制的扩支操作。根据这样的判断，今年财政赤字的资源投向扩支的比例将会相对缩小，至多能达到财政赤字的一半，或者说还要少一点。2013年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包括7个方面，就一般性支出而言，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

3.“营改增”并非仅仅是税制改革举措

作为实施结构性减税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对“营改增”的认识，应该视野宽广一些，高度再相应提升一些，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革举措，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可能会引发财税改革争议的改革措施。

(1)地方主体税种和税收体系建设——地方主体税种和地方税体系重建。目前“营改增”的试点是在全国9个城市进行，从今年8月1日起就要推广到全国，而且在推广过程中还会增加一些，目前是1+6，那么目前的部属铁路和电信应该加入其中，可能是3+6，那样“营改增”的影响力就会更大，到2015年全国所有行业所有地区都要实行“营改增”，营业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可能将从此被取消。这样一个税种的变化，甚至是某一个税种当中的某一个甚至某几个构成要素的变化，如果仅仅从税制改革的角度去理解那真的就太狭窄了。从以下几个例子中可以体会到它的影响力。第一个例子，当营业税被并入增值税之后，地方的营业税就没有了，没有了营业税支撑，地方税就构不成一个体系，进而也就构不成一个作为一级政府财政的收支体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级政府财政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条是有相应独立完整的收支管理权；
第二条是有相对独立的收支平衡权，这是财政最基本的标志。与一级政府财政对应的是“打酱油财政”，就是拿一元钱去打酱油，酱油是8毛钱，余出的2毛钱要交回去，这就叫你干什么事给你什么钱。“营改增”之后，地方没有这个税种了，然后中央财政按照地方收支的需要再给它拨下去，支撑财源，表面上地方政府照常运作，它的财力是有保障的，但是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从一级政府财政沦落为打酱油财政，这是有本质差异的。怎么办？需要重建地方主体税，进而重建地方财政，也正是因为这样，十八大报告里关于税制改革只写了25个字：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这25个字是以地方税打头的，甚至用的不是完善地方税体系或健全地方税体系，而是构建地方税体系，这是有深刻含义的，所以伴随着“营改增”的进程，地方主体税建设以至于地方财政的建设，都要进入市场，这是一场很重大的改革。

(2)增值税比重上升可能带来的格局失衡以及相关风险——直接税建设提速。当增值税和营业税合并之后，挂在增值税名义下的收入份额就会提升到55%，现在是40%，营业税大约是16%，加起来大概55%，这对搞投资的人来讲，不是好现象，潜藏着风险，而要分散风险，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给增值税降低税率，这样，增值税扩大了，但是份额不至于过大、过快地增加。但是在增值税率降低之后，税收收入减少，是要有新的税源、新的税收去弥补的。因为财政支出是不断增长的，任何国家的财政支出，除非在战争年代和特大灾害之后可能会出现回调，其余年间它的基本趋势都是上升的，所以必须有新的税收来填充。增加直接税，所以个人缴纳的税要增加，直接效应要相应增加，这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3)分税制格局被打破以及利益调整——财政体制重构。目前的分税制实际上经过了十几年的演进过程，已经日益趋近于“分钱制”。在确定分税制改革时有一个原则：财权与事权是否相匹配，这两个权在同一层面上。十七大时有人提出财权在中央集权条件下是不能分解的，也分解不了，所以把财权的“权”字改成“力”字，叫财力与之相匹配。2007年后，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在修订过程中，又有人提出词意太过含糊，换了个词叫“支出责任”。财政体制的设计原则就变成了“财力”与“支出责任”之间的匹配，这不是小事情，它牵扯到我们是否要继续坚持分税制改革的方向，是不是要走回分钱制的道路。伴随着“营改增”的进程，这个盖子也揭开了，连现在的所谓分税制也体现在两个比例上：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75∶25分成，所得税按6∶4分成，中央拿60%，地方拿40%，那么这个比例是前提，现有税种和税收的归属不变，但是问题出现了，营业税作为地方收入的地位被颠覆了，它进入了中央和地方共享系统，归属发生变化，原来的那个比例就要调整，调整比例就涉及分税还是分钱的问题，所以随着“营改增”进程的加快，整个分税财政体制都要进行改革。

五、结语

观察现实，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在震荡中前行、发展，但在新平台上的发展比较艰辛。在整个国民经济布局当中，要稳增长，今年会更多地看到积极财政政策的作为。这方面有三条线索可以作为观察点：一是赤字增加了多少；
二是减税效应有多大；
三是扩支的规模如何。结构性减税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主战场，因为在这三条线索的运作中，我们特别推崇结构性减税，而结构性减税又是能够赢取国人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营改增”将成为新一轮财税改革的导火索。

【篇三】中国经济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的发展现状探析

当前我国形势经济分析

一、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

1.GDP增速持续回落

从2011年开始，我国GDP增速一直处于回落当中，今年第一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885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和去年全年分别回落0.2和0.1个百分点，但高于今年7.5%的预期目标。

2.三大产业增速明显放缓

不管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的增速，都明显放缓，从2011年年末开始，就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缓慢

固定资产投资(所谓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为投资拉动的模式)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11年年末开始，在过去一年当中，其增速也呈现回落状态。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允许地方政府和铁道部加大基础设施支出，但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仍有所下降。

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改善幅度较小

据中国市场学会统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尽管有所提高，但幅度较小。从整个消费形势来看，尽管有小幅度回升，但从整体上说，还没有真正好起来。餐饮、烟酒消费，在中央八项规定的影响之下，其下滑速度是非常快的。

5.外贸出口回升势头不强劲

对外贸易继续延续了上年底企稳回升态势，出现了少许的回升势头，这主要得益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的温和复苏，但是回升幅度和规模都很小。

6.财政收入增速下滑

财政收入是目前特别抢眼的一个经济因素。财政收入的增速，不仅与往年相比持续回落，而且已经低于GDP的增幅，甚至低于今年预算的增幅，就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今年的财政收入形势将很不乐观。

7.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下调我国经济预期

在这样一种出现剧烈变化的经济走势面前，特别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宏观经济指标发布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先后陆续下调了对于今年中国经济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在2013年5月29日把中国2013年的增速调整为7.75%，而在此之前，其曾经预言过中国今年的GDP增速是8%；
世界银行则于2013年4月15日将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下调到8.3%(原来预期是8.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3年5月29日将中国GDP增速大幅下调至7.8%，而此前在三月份的预期是8.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称，内需疲软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为调降中国经济增速的主要原因，预计随着信贷规模扩张和政府刺激政策的出台，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8.4%。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面对这样一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该作何种判断呢？这一段时间，不管是经济学界，还是政府的主管部门，特别是一些智囊机构，都在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作出自己的分析。我们有如下几点初步判断。

1.中国经济在震荡中前行

中国经济形势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将继续在震荡中前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出于对眼前这场世界金融危机特殊性的观察。我们还清楚地记得，2008年，当中国经济被卷入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决策层曾经用“百年不遇”、“前所未有”来概括这场金融危机的特殊性，但那个时候对其特殊性的定义，无非是根据它影响的规模和影响的范围作出的。在这场危机持续了5年之后，我们再来看其特殊性，恐怕结论就不能仅仅限于它的影响规模和影响范围了。在以往，我们更多地是把国际金融危机视作周期性的问题，多国采取的大多是应对经济危机的调控手段，但是现在看来眼前的这场危机，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危机，而且还有结构性的因素，或者换言之，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两者交织在一起的危机，这就和以往的经济危机运行轨迹有所不同。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原来7-8年一次，后来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当这次危机从2008年持续到今年，5年时间过去之后，我们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打破了我们原来对金融危机的这样一种认识，而且往前看，何时走出危机，目前还难下断言，所以它肯定有不同于周期性危机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这种因素现在看来可以归结为结构性因素。正因为这样，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悄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美国如此，欧洲如此，日本也如此。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存在问题，在经过了一系列反危机操作之后，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应该说与2008年之前相比并无改善。久存于我国经济体制中的结构性矛盾，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突出。但是，不管中国还是整个世界，一旦涉及结构调整，都不像周期性的反危机操作那样，一定要持续较长的时间，这种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调整，必将会带来一系列调整，一方面要进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要经历进行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震荡。往前看，中国经济可能将是一个持续震荡的过程。

2.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危机以来的经济运行图，实际上在四五年前，大家都有过种种预期。有人说它将呈V字型，也有人说它将呈现W型，甚至有人说它将呈现L型，但不管哪一种预测，我们都是基于周期性危机作出的。所谓的V字型，无非是说它从11%一路下滑到6%之后，还会反弹到11%，这是一个V字型；
W型无非是说它从11%下降到6%，再回到11%，再降到6%，再上升到原来的起点。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经济恐怕不是这样，原因是它不仅仅是周期性危机，更多的是由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危机，经济增速放缓，更多的是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正如人的成长有幼年、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样一个过程一样，经济的增长也是有阶段性的。就目前整体情况看，中国经济大致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在这一阶段，会出现一些与其他阶段所不同的情况。比如从劳动力转移的趋势来看，以往更多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或者制造业转移，但那个时候的转移主要是因为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比如10年、20年前，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是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的状态，所以这种转换并不伴随着公司成本的上升，而且在那个时候，从农业转到非农业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单位时间内，一个人在工业化阶段与在农业化阶段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GDP的增速就会很快。但是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虽然现在也可以招来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劳动力，但招来的劳动力不再是闲置或半闲置的状态，可能处于就业状态，因而这种转移必将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或者说工资成本的上升。而且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整个经济发展更多地向服务业转移，那么发展服务业就必然引起劳动力由农业和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在这种转移过程中，大家都知道，起码在当前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所以这个转移过程中并不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而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自然会出现下降，这一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1年为上海市政府所作课题的结论是完全相符的，也就是说，上海市政府的研究课题可以佐证这种判断。因而，如果把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理解为结构性的放缓，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当前的经济结构或者经济要素结构，也就是目前其所支撑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要比过去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分析结论。如果这种结论大致上是可以让人接受的，那么今后或者从现在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可能既不是V字型也不是W型，更不是L型，而可能是一种V字型的变异。比如说，它在10%～11%高速增长的轨道上下跌到6%，然后反弹，但是刚反弹到7%～8%的水平上，它就不再继续上升，而是沿着一条水平的道路走下去，这可能就是我们从此要进入的所谓中速增长阶段。

3.中国经济要转到以提高经济增长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在经济增长不再呈现粗放型的扩张轨迹而进入一个相对中速增长的轨道之后，我们该追求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转到以提高经济增长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而且具体解释为，我们所需要的增长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和可持续的增长，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思路作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以前往往是先定GDP增长的速度，然后再围绕着GDP增长速度确定其他相关经济指标。但是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201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经济形势的讲话精神来看，目前的稳增长或叫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就业，也就是说现在的发展速度更多地围绕保就业这个目标来做文章。李克强总理在几次讲话中说，在以往的劳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关系条件下，要保8%～10%的经济增长才能完成保就业的目标。当时的测算是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100万人就业，那是在以往就业和经济增长关系中得出的。那么现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整个中国的劳动力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充分表现在服务业比重上升和中小企业迅速发展，现在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以往有所下降，但是对于就业的贡献度却上升了。因而，目前要有7%的增长就不会有太大的就业压力，即7%～8%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中国目前实现发展目标基本够用。进一步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追求高速度，所带来的可能不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所以以7%～8%这样一个经济增速作为今后的发展目标，是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

4.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放缓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又进一步带来了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当前对此似乎有种谈虎色变的感觉。其实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表面的、外在的东西，如果深入分析财政收支的具体环节，还能看到更多。比如说，目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不仅仅是相对于以往的增速放缓，而且低于GDP的增速，甚至低于当年8%的预算收入，看到的问题就会严峻一点，但是我们说目前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可能是一种生活当中的常态，也就是说，以前是特殊经济时期，今后我们将进入正常的财政收支状态。当前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1)经济决定财政，当整个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且进入深度转型期后，财政收入的增速自然要下滑，自然要振荡。这是无论在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当中都能找到根据的一种推断，符合逻辑。

(2)当我们说增速放缓的时候，不管经济增速还是财政收入增速(特别是财政收入增速)，实际上是有参照系的，就是拿什么尺子去测度而得出收入放缓这样一种判断。我们目前用的尺子，是往前推18年的，是用1994-2012年的这把尺子来测度2013年财政收入增速的，因此才会给出一个所谓放缓的结论。如果换一把尺子，比如从1994年前推到1984-1985年，把那把尺子拿过来测定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得到的结论就不是经济下滑了，而是上升了。在1994年之前，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时期，以至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年下调一个百分点。1978年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那时不叫GDP)的比重是31.06%，到1994年底财税改革之前的1993年下调到了12.58%，将1994年作为一个节点，为这前后10年的财政收入增速画一个完整的轨迹图，会发现它是一个V字型的。从这个角度讲，1994年出现的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1994年前持续十几年增速下滑的补偿性，没有前些年增速的持续下滑，就不会有后十几年的增速持续上升。当我们把它归结为补偿性质的时候，目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可以理解为当补偿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种正常的回归现象，更何况今年1～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速为6.6%，不管是纵向看，还是横向与其他国家相比，6.6%其实并不是一个较低的水平。

(3)过去十几年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是1994年财税改革的成果之一，带有改革红利的性质。既然是改革红利，红利的释放也有其运行规律，经济学有一个最根本的规律，就是收益递减规律。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它向右下方倾斜，所以这种改革红利在释放一定时间之后，现在进入递减阶段也符合规律。

(4)2012年财政收入是11.8万亿元，其中有十多万亿元的收入来自于税收，我国税收收入的基本情况和其他国家有些差异，财政收入中的增值税占了40%，营业税占了16%，消费税大约占9%，三者相加占65%，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上关税，加上其他零星的流转税收，整个流转税占全部税收的70%，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一样了。流转税是间接税，间接税的纳税人和付税人不是一回事，那么纳税人交税之后，要把它加到各种商品的价格当中转嫁出去，所以流转税与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作为价格的构成部分而发挥作用，70%以上的税收要通过各种途径融入价格，进入经济运行过程当中，流转税收对价格的冲击力就会很大。任何国家的流转税收都会融入价格，但是其他国家融入的比例、份额不像中国这么大。所以从整体上讲，中国的税收和价格捆绑在一起，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当经济高速增长时，价格跟着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往往比较高，那么税收的增速是快速紧密性增速；
当经济增速放缓，价格水平也跟着降低的时候，那么税收的降速会快于GDP的降速，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长10%，财政收入增长20%，而现在经济增长7.7%，财政收入增速降到6.6%，道理就在这里。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

在这样一种经济形势面前，再来看一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实际上是宏观调控资源。

1.积极稳健配置：操作有所不同

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的调，称之为积极稳健配置，实际上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搭配，但是如果盯住积极稳健配置的字面意义，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为这样一种政策搭配格局从2011年就开始了，已经连续实施了三年，那么字面上相同是否意味着实质内容也相同呢？如果实质内容也相同，就没有必要再单独分析2013年经济工作格局，把2011年、2012年的政策拷贝过来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中国人的宏观经济政策概念表述当中，它从来就是一个带有高度文学色彩的字眼，名义上如此，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样。对比2011年和2013年的配置，至少在三点上有所不同。

(1)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扩张操作的药效已经有所下降。就像人类服用抗生素，第一次药片下去之后药效很大，但是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药效会降低一样。即便面对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而动用2008-2010年那样高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所带来的功效肯定不如那三年。

(2)在扩张性经济政策的综合作用下，粗放型扩张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副作用已有所显现，这也好比服用抗生素，不仅仅是药效下降的问题，而且还有副作用，吃多了肯定不行。而2008年以来我们超越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这种操作，实际上已经对经济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我本人担任首钢股份公司的独立董事，每当开董事会时就会看到现在钢铁业面临的巨大难题，在过去5年当中，上了很多的新项目，以至于导致钢铁价格一路下滑，今年比前两年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3)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复苏，不管是当前中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不可能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

2.发挥双重作用：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不变，单纯动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来应对危机，是走不出危机的，只有在反周期的同时坚持经济结构调整才行。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定位已悄然发生变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可以看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以往或者在课本上学到的基本原理，宏观经济政策更多的是作为反周期调节来发挥作用的，且更多的是对总量的调节，而很少涉及结构问题。危机来了搞扩张，通胀来了搞紧缩，这是耳熟能详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基本原理。但此次它不仅仅是调节，同时还赋予它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这样一个角色，要在两条线索上去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3.实现多重目标：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防风险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也有很大的变化。200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全力保增长，保增长是压倒性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把宏观经济资源都用到这一目标上来打歼灭战。而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就逐步地添加了，先是添加了控物价，后来又添加了调节个税。到今年，鉴于过去5年当中增发的各种地方债务、融资债务陆续进入偿还期(2013年大约有3.5亿元债务进入偿还期)，所以地方的债务风险问题凸显，以至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宏观经济目标成了一个防风险的目标。大家可能也已经注意到，李克强总理每次讲话都会说，要稳增长，要调结构，要防风险，几个目标要同时兼顾。如果在过去只是追求稳增长一个目标，只是打歼灭战，但是当同时追求5个、一系列多个目标的时候，可以把它形容为打阵地战，就是那么多资源，就是那么多兵力，要同时把它配置到各个阵地上去，每个山头都要守，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形，难免会在追求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上左右徘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步调也发生了变化。

四、多重目标下的积极财政政策

1.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跟往年有所不同。比如说，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的操作走出了一个特殊的轨迹，如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比去年还高，但是它对整个货币政策扩张这种格局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比以往下降了。如利率方面的调整至今没有被选择，这更多的是顾虑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压力，不能放开手脚，像过去那样去应对经济增速的放缓，因而一个控物价，一个防风险，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货币政策在稳增长方面的作用体现，这是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这样的条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稳增长方面异军突起，如果说过去的五年它确实担任过主角的话，那么在2013年它要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2.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能做的事情归结起来有三项：增加赤字、减少税收、扩大支出，称之为减税护国制。

(1)增加赤字。首先需要理清赤字和积极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很多人把赤字当作积极财政政策的标志，这是不对的。如果今年的财政赤字和去年一样多，最多说明今年的财政政策是中性的；
今年的财政赤字比去年少，则说明财政政策是紧缩的；
今年的财政赤字比去年多，则是扩张的，扩张与否取决于赤字的增减，这是一个基本原理。2013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要多于2012年才行，那么2012年财政赤字是多少呢？目前对外公布的数字是8000亿元，实际上可能还不止，还要加上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来弥补的那2700亿元，加起来的总和是10700亿元。财政赤字是一个特定的财政年度收入与支出之间流量的一种差额，比方说今年财政赤字一万元，既可以找别人借一万元钱来弥补，也可以8000元钱找别人借，另外2000元钱用以往年度的存款。不管是用存款弥补赤字，还是动用借款去弥补赤字，都是当年的收入。把2012年财政赤字认定为10700亿元，今年有哪些变化？第一，今年的财政收入增速肯定比去年还低。第二，政府换届效益所导致的投资膨胀，以及在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压力，今年的财政支出增速肯定高于去年。第三，相对于以往，今年中央政府的调节存量已经不多，不足千亿元。第四，去年实际上财政收入增速已经下滑，当年中央财政税收已经减少，今年财政赤字肯定会有所扩张，但是这种扩张弥补赤字的来源更多地要依赖举债而不是中央预算调节基金。今年财政赤字到目前加起来为13000亿元，其中包括12000亿元的借款，也就是去年发行的国债，也包括从中央预算调节基金中拿来的那1000亿元。今年迄今为止的财政赤字比2012年的财政赤字不是媒体上宣传的多了4000亿元，而是只多了2300亿元，千万不要把今年的财政扩张效应和4000亿元的财政赤字挂起钩来，只能和2300亿元财政赤字对应起来，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2)减少税收。赤字不直接等于扩支，在有些人眼中，有多少赤字就希望扩大多少支出，这是不对的。就像家庭过日子一样，一笔赤字既可能是增加支出的结果，又可能是减少收入的结果，少挣多花同样会带来赤字。所以，一笔特定的财政赤字，要同时用于支撑减税和扩支两个方面，并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是扩张财政赤字的一个基本道理。当然，减税和扩支相比，它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但问题在于减税和扩支对于市场投资与经济运行的作用是有差异的。在当前情况下，既然要把逆周期和调结构同时并举，既然要同时追求四个方面的目标，就不能再使用像过去那样简单操作扩支的办法，而是应当把更多的赤字资源投给减税，因为减税主要可以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增加来实施扩张，而不是靠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实施扩张，民间可支配收入增加，意味着有可能把更多的投资交给市场，而不是交给政府，从而有可能避免政府粗放型投资，带来推动结构调整的效应，这样一种操作更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所以我们建议把13000亿元的财政赤字资源至少拿出一半以上用于支撑结构性减税，不主张把更多的钱用于政府直接投资。

①我国的税收结构。怎么去减税？在哪些方面减税？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句话：一是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二是重点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工作，完善试点办法，适时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这两句话非常精辟，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税都切一刀，是结构性减税，要选择那些需要减的地方去减；
第二句话告诉我们在哪里能够做这件事，怎么结合税制改革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表1是2012年税收结构表，表中把增值税和营业税合并为一个税，就是一般流转税，因为考虑到“营改增”，它们的属性基本一致。从表1中可以看到，一般流转税最大超过了55%，再加上特殊流转税、其他流转税，就超过了70%，还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类(包括13个小税种)。那么从这个格局上要求减税，一般要减块大的，不减块小的，就像要让身体更为匀称，就要减赘肉，减那些多余的脂肪。所以，企业所得税不能减，个人所得税更不能再减，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②我国税收收入的来源结构。如表2所示，我国税收的来源结构尽管可以分为7项，但其中有6项具有同一性质，即都来源于企业，“其他类”中6%是个人所得税，剩余的也来源于企业。企业把钱交给了政府，这是另外一个不均衡，前面是税收收入的不均衡，现在是纳税人之间的不均衡。从中可以看出，减税应该减企业的税，而不是减个人的税。

③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收入结构比较。从表3可以看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收入结构是比较匀称的，起码比我们匀称许多。如流转税，它的一般流转税、特殊流转税、其他类流转税三税相加，40%多一点儿，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加上其他(主要是财产税)50%多一点儿，直接税和间接税是大致均衡的。企业缴纳的税收，主要是流转税和所得税，个人缴纳的税收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再加上财产税，这两者之间也是大致均衡的。所谓的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就是要找到在哪些地方去减，哪些地方该减。

④我国的基本税性是“三个比例”。目前我国这种税收格局该如何减税，有三个比例：第一个比例是70%，即70%以上的税收都是流转税，需要通过价格渠道转嫁；
第二个比例是90%，即90%以上的税收来源于企业；
第三个比例是6%，即只有6%的税收直接来源于居民个人。这三个税收比例大致可以把中国税收的整体格局(无论是收入格局还是来源格局)看清楚。

⑤减税重点是“营改增”。从以上可以看出，该减的税第一是间接税，第二是企业税，那么怎么减，把企业税和流转税合在一起，我们找到了一个或者说可以确定一个能够行之有效的减税重点，那就是“营改增”。这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第二句话：最终选择“营改增”作为减税目标，这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去年两会结束之后，财政部向社会公布了2012年的减税清单，拿出五项减税措施。这五项减税措施有一个共同特征：基本减的都是小微企业的税。中国财政收入的80%以上来自于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所缴纳的税收只占百分之几，换言之，即便把小微企业的税收全部免掉，对于整个中国税收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小的。但是后来发生了变化，去年5月之后，宏观经济形势出现新的震荡，中央政治局充分讨论之后宣布，要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这需要一个准备过程，测算、搞调研、拿方案，北京市走得最快，2012年9月1日“营改增”，随后江苏和福建陆续开始。“营改增”减税途径大概有三条：第一条途径是减少重复征税。营业税就属于重复征税，增值税没有重复，所以“营改增”以减少重复征税。第二条途径是让服务业适度，制造业得到优惠。2009年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就是为制造业增加实惠，买设备可以抵扣，把营业税并到增值税当中，缴纳营业税的企业也跟着享受这种优惠了。第三条途径是拉平或者降低增值税的平均水平。原来增值税是两档即17%和13%，在“营改增”当中又增加了两档，一档是11%，一档是6%，增加这两档较低的新税率之后，增值税的整个平均水平被拉低了，所以它是减税措施，而且还是一个根据去年的经验，预期效果要远远高于实际效果的减税措施。如上海，去年1月份上海启动“营改增”试点工作，宣布当年可以减税120亿元，到年底减了250亿元，因为实际上减去的不仅仅是“营改增”的企业，而且也包括原来就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因为它的交易伙伴获得了增值税发票，这个发票可以用来抵扣它原来增值税的税金，所以这是一个力度非常大的减税措施。再往前看，还有进一步的“营改增”之后的减税措施在做准备，那就是增值税的标准继续下调。根据我们测算，就2012年税收计算，增值税率每下调一个百分点将减税2000亿元。以此为例，在增值税基础之上缴纳的几项杂税，比如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那么连带还有240亿元，如果把增值税降低两个百分点，也就是把增值税从17%降到15%，可能带来5000亿元的减税效果。

(3)扩大支出作为一种传统手段，在以往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曾立过汗马功劳，但是相对于过去几年，今年有所变化。第一个是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了；
第二个是政策布局已作出重大调整；
第三个是兼顾逆周期调节和推进结构调整的需要日趋凸显。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今年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涉及支出方面的都是比较节制的，如涉及政府一般性支出时，要求各级政府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涉及政府的投资支出时是这样表述的：在增加并引导民间投资的同时，着眼于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基础设施领域的重复建设。这句话要好好理解，有三条非常明确：第一条是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财政投资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用于非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限定；
第二条是限定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可以做，它用了一个限定词，叫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才可以做；
第三条，即便要做还有个前提，即在增加并引导民间投资的同时再去做。所以整体上是一种非常有节制的扩支操作。根据这样的判断，今年财政赤字的资源投向扩支的比例将会相对缩小，至多能达到财政赤字的一半，或者说还要少一点。2013年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包括7个方面，就一般性支出而言，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

3.“营改增”并非仅仅是税制改革举措

作为实施结构性减税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对“营改增”的认识，应该视野宽广一些，高度再相应提升一些，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革举措，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可能会引发财税改革争议的改革措施。

(1)地方主体税种和税收体系建设——地方主体税种和地方税体系重建。目前“营改增”的试点是在全国9个城市进行，从今年8月1日起就要推广到全国，而且在推广过程中还会增加一些，目前是1+6，那么目前的部属铁路和电信应该加入其中，可能是3+6，那样“营改增”的影响力就会更大，到2015年全国所有行业所有地区都要实行“营改增”，营业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可能将从此被取消。这样一个税种的变化，甚至是某一个税种当中的某一个甚至某几个构成要素的变化，如果仅仅从税制改革的角度去理解那真的就太狭窄了。从以下几个例子中可以体会到它的影响力。第一个例子，当营业税被并入增值税之后，地方的营业税就没有了，没有了营业税支撑，地方税就构不成一个体系，进而也就构不成一个作为一级政府财政的收支体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级政府财政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条是有相应独立完整的收支管理权；
第二条是有相对独立的收支平衡权，这是财政最基本的标志。与一级政府财政对应的是“打酱油财政”，就是拿一元钱去打酱油，酱油是8毛钱，余出的2毛钱要交回去，这就叫你干什么事给你什么钱。“营改增”之后，地方没有这个税种了，然后中央财政按照地方收支的需要再给它拨下去，支撑财源，表面上地方政府照常运作，它的财力是有保障的，但是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从一级政府财政沦落为打酱油财政，这是有本质差异的。怎么办？需要重建地方主体税，进而重建地方财政，也正是因为这样，十八大报告里关于税制改革只写了25个字：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这25个字是以地方税打头的，甚至用的不是完善地方税体系或健全地方税体系，而是构建地方税体系，这是有深刻含义的，所以伴随着“营改增”的进程，地方主体税建设以至于地方财政的建设，都要进入市场，这是一场很重大的改革。

(2)增值税比重上升可能带来的格局失衡以及相关风险——直接税建设提速。当增值税和营业税合并之后，挂在增值税名义下的收入份额就会提升到55%，现在是40%，营业税大约是16%，加起来大概55%，这对搞投资的人来讲，不是好现象，潜藏着风险，而要分散风险，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给增值税降低税率，这样，增值税扩大了，但是份额不至于过大、过快地增加。但是在增值税率降低之后，税收收入减少，是要有新的税源、新的税收去弥补的。因为财政支出是不断增长的，任何国家的财政支出，除非在战争年代和特大灾害之后可能会出现回调，其余年间它的基本趋势都是上升的，所以必须有新的税收来填充。增加直接税，所以个人缴纳的税要增加，直接效应要相应增加，这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3)分税制格局被打破以及利益调整——财政体制重构。目前的分税制实际上经过了十几年的演进过程，已经日益趋近于“分钱制”。在确定分税制改革时有一个原则：财权与事权是否相匹配，这两个权在同一层面上。十七大时有人提出财权在中央集权条件下是不能分解的，也分解不了，所以把财权的“权”字改成“力”字，叫财力与之相匹配。2007年后，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在修订过程中，又有人提出词意太过含糊，换了个词叫“支出责任”。财政体制的设计原则就变成了“财力”与“支出责任”之间的匹配，这不是小事情，它牵扯到我们是否要继续坚持分税制改革的方向，是不是要走回分钱制的道路。伴随着“营改增”的进程，这个盖子也揭开了，连现在的所谓分税制也体现在两个比例上：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75∶25分成，所得税按6∶4分成，中央拿60%，地方拿40%，那么这个比例是前提，现有税种和税收的归属不变，但是问题出现了，营业税作为地方收入的地位被颠覆了，它进入了中央和地方共享系统，归属发生变化，原来的那个比例就要调整，调整比例就涉及分税还是分钱的问题，所以随着“营改增”进程的加快，整个分税财政体制都要进行改革。

五、结语

观察现实，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在震荡中前行、发展，但在新平台上的发展比较艰辛。在整个国民经济布局当中，要稳增长，今年会更多地看到积极财政政策的作为。这方面有三条线索可以作为观察点：一是赤字增加了多少；
二是减税效应有多大；
三是扩支的规模如何。结构性减税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主战场，因为在这三条线索的运作中，我们特别推崇结构性减税，而结构性减税又是能够赢取国人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营改增”将成为新一轮财税改革的导火索。

【篇四】中国经济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的发展现状探析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

刘品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

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判断

●信贷：9月份新增贷5167亿元。“适度宽松”未变，金融体系运行平稳。

●外储：增长再提速。9月末，中国外储余额2.2726万亿美元，比增19.26%。

●外贸：出口超预期回升，创出今年来最低降幅，一年来首破千亿美元大关。

信贷数据释放经济回暖有力信号；
外汇储备增长再次提速；
出口超预期强劲回升。10月14日，央行和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正传递着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暖人信息。

金融数据反映经济向好

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167亿元，较8月份高出1000余亿元。今年前三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央行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货币信贷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金融体系运行平稳。

5167亿元是一个合理的数据，吻合当前经济需要。“宏观经济正在恢复，整体生产、消费、经营以及投资等经济活动很活跃，因此对信贷的需求量仍然比较大。

作为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央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狭义货币供应量(M1)继续呈现同比、环比快速增长的局面，其中，体现企业经营活跃度的M1指数同比增长超过M2增速，达到29.51%，增幅比上年末高出20个百分点之多。

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表明资金运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在第三季度M1与M2的“喇叭口”(增幅差额)出现收窄状况的同时，9月份M1超过M2形成“剪刀差”，这表明经济完全趋向活跃。

货币和信贷数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有助于缓解市场近期对政策紧缩的担忧。但信贷增量再度回升幅度将十分有限，未来一段时间，监管部门仍会根据宏观经济复苏状况采取多种调控手段控制信贷量，各家银行也会相应调整自身放贷规模，预计第四季度将进入“平稳增长期”。

同时，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272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9.26%。外汇储备增长再次提速，但仍远低于2007年至2008年30～45%的增速。

这一数据反映了真实的贸易顺差，但是除经济强劲反弹外，不排除资本项下可能出现的热钱。

9月份新增信贷超出市场预期，有理由相信，未来贷款增长仍将保持一定增量，市场流动性仍将保持一定规模。

“第四季度信贷或许不会像此前市场预期的那样出现明显收缩。因为4万亿元刺激计划有相当部分要在第四季度下发，配套贷款必须要跟上去，预计第四季度贷款增长不会过于偏离第三季度情况。”与上半年相比，信贷投放的平稳回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流动性的大幅紧缩。新增贷款即使每个月回落到5000亿元左右，全年依然可能高达10万亿元，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速度。

关注未来货币政策走向

今年三季度以来，世界经济普遍出现了企稳回升的苗头，澳大利亚央行更是意外宣布加息，在发达经济体间率先改变此前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如今，在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提高、9月新增贷款超预期的情况下，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会否调整，再度引发市场的关注。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日前指出，将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作用。

进口出口双过千亿

10月14日，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9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再度站上2000亿美元，达到2189.44亿美元，同比下降10.1%。其中，出口1159.38亿美元，同比下降15.2%，为今年最低降幅；
进口自2008年10月以来，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30.06亿美元，同比下降3.5%。

出口以超出市场预期的速度强劲回升，创出今年来最低降幅。9月的贸易数据，延续了近期逐渐企稳回升的态势，同比和环比数据同时改善，说明金融危机影响在逐渐减少。

数据说明中国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复苏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无论从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还是中国沿海集装箱的吞吐量来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都在慢慢复苏。

国内市场环境。国内市场需求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内需将有所增长。2005年以来，我国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国策。特别是危机出现以来，一系列扩内需的国家和地方政策密集出台。可以预见，在后危机时代，存在滞后效应的政策将发挥明显效果，预计国内市场的潜在有效需求将得到充分激发。二是家庭储蓄率下降空间不大，内需增长幅度有限。从最近十几年的情况看，我国家庭储蓄率基本保持稳定，处于20％左右的水平。在政策合力推动下，我国家庭储蓄率可能略有下降。但考虑到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家庭结构、人口结构、经济增长阶段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因素，后危机时代，我国家庭储蓄率的下降空间极其有限，因此预计内需尽管可能出现增长，但增长空间非常有限。

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总体上将趋于有利，投资环境的变数突出反映在要素和投资领域方面。在影响投资的要素方面，近年来严重制约投资的土地瓶颈仍有待政策上的突破。随着信贷政策环境的进一步宽松，投资资金要素的制约有一定的缓解，但民间投资回升不会很快。在投资领域方面，后危机时代的投资领域还有赖于产业发展政策和产业基金的大力引导，以及需要开辟投资的新产业领域。

金融环境。后危机时代影响工业化的金融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通胀风险和汇率方面。其一，危机以来，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总体取向至今仍未改变；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为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目前通胀预期大大增加。根据历史经验，可以预见后危机时代通胀压力将大大增加，甚至存在滞胀风险。其二，美元汇率对经济的影响有望降低。危机引发了众多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美元体系的信赖危机，并推动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已在一定程度上矫正扭曲的国际货币体系。随着美元统治地位的动摇、新兴经济体之间双边合作的兴起，以及出口目的地结构的变化，预计后危机时代美元汇率对经济的影响将明显降低。

技术环境。后危机时代技术环境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出现技术革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领域最有可能出现技术革命。在本世纪有着重大影响的信息技术，也将出现新的技术发展动向，“云计算”等新技术将直接推动智能化社会的迅速发展。在国际公约的压力和各国政策引导下，节能环保产业技术有望取得突破。低碳经济已成为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战略领域。

二、未来国内经济十大趋势预测

趋势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将超过10％，在国际储备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甚至将高达15％。届时，在美元没有出现崩溃性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在4.2：1左右，年均升值约4.5％。

趋势二：新能源助中国成汽车强国。2020年，我国汽车年产量将超过2000万辆，比今年翻一番。届时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至少1.85亿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趋势三：能源消费居世界第一。未来10年，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能源进口占总消费的比例将从目前3％提高到2020年的20％。

趋势四：银行走向“金融百货公司”。未来10年，我国商业银行将从传统以“融资中介”为核心向以“财富管理”为核心转变，成为以银行业务为核心，辐射保险、证券、基金、产权经营等多个领域的“金融百货公司”。

趋势五：由纺织大国迈向纺织强国。预计10年后，我国服装、家用、产业用纺织品消费纤维的比重将演化为40：35：25，类似于当今欧美国家的格局。

趋势六：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崛起。未来10年，扩大内需和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将为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添加新的催化剂。潜力最大的还是文化与其它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深层次结合。

趋势七：网络生活进入物联网阶段。未来10年，“物联网”这个高科技名词将由概念逐步走向大规模应用，掀起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

趋势八：粮食长期处于紧平衡。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1亿左右，粮食工业和出口需求在政策调控下有望保持相对稳定，粮食需求的增长将在10％左右，需求刚性较强。

趋势九：资本市场趋于国际化。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基本完成从“新兴加转轨”向成熟市场的过渡，初步形成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

趋势十：城镇化率将接近六成。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8亿，城镇化率将近60％。与发达国家普遍城镇化率（80％）仍有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