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经典同行
时间：2023-10-24 18:15:12 来源：小苹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余光
我们称一本书为经典，往往是说它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但是这种价值的认定，是基于各人不同的价值体系的。
经典的三要素
我认为一本书有价值，应该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要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很多人读过。在某种程度上，有影响力是认定一本书是否有价值的一个要素，如果一本书大家都没有读过，它在读者中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很难说它是经典。
二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有些书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可能有影响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力消退了，甚至根本就没有影响力了，这种就不能称之为经典。
三是内容要具有广泛性。在此暂不讨论那些专业经典，每个专业、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这些书往往受众面比较窄，只适合少部分专业人士，一般读者很难去读它。所以我们说的是大众经典，在内容上要具有广泛性，要适合于大众来阅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如《诗经》《论语》，虽然也可以说它们带有专业性，但它们也是适合大众阅读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一本书具有以上这几个方面的要素，就可以称之为经典。但由于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其选择往往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性使得人们在选择读物的时候，更强调个性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讲的经典，是每个人心中的经典。我们的选择是个性化的，但每个人都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化对一个人在读物的选择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正因为这种社会化，才会产生大众经典这种现象。
读书的“功用性”
读书的“功用性”是不能否定的，为了考试、为了升学、为了获得学位而读书，都是很正常的。过去科举考试要读《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基础，《四书五经》是必须要阅读的，但我们不否认在读书过程中，从阅读中获取的文学、艺术方面的熏陶。所谓“功用性”往往是指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用”。很多人大多数时候的阅读都是带有“功用性”、目的性的，或者说是功利主义，这是正常现象。在今天，推广阅读，特别是关注青少年阅读，当然得有很强的“功用性”，比如为写作服务，或为了考试、升学。在我主编的一套《中国阅读通史》里，对这个问题做过很深入的讨论，在中国历史上，阅读的“功用性”和 “非功用性”，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读书是时代需求的一种反应，不同读者对于读物的选择是不同的。在一个时代，读者有两个方面的阅读：一是适应时代需求的著作，另一个是民族积淀下来的经典的、并不受时代发展而影响的著作。民族或者历史积淀下来的经典著作，往往可以给读者提供文化基础、价值观，以及基本的审美、写作和阅读能力等，这些文化基础往往是从经典著作中获取的。如，在21世纪的今天，無论在学校还是社会上，我们还在阅读经典著作，像我们的课文里就选择了大量的《史记》《诗经》《论语》里的非常好的文章。我们为什么还要教学生2000多年前的诗文呢？我认为通过这些读物的阅读能够让学生了解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和一些基础的东西，比如写作能力。写作能力是每个时代的人都需要掌握的一种能力。这些经典的诗文对培养年轻人的写作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也是我们中小学语文课本选了相当多古典诗文的原因所在，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审美能力。另外，对所有读者来讲，我们阅读这个时代的新的著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等于那些传统的经典就完全被抛弃了。每个时代对读物的选择都不同，但总有一些读物永久保留在这个民族中——这不仅是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些经典著作，在每个时代中流传。
通识教育的核心是经典教育
很长时间以来，教育界都在关注通识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主要强调、重视专业教育。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重视专业教育，不太重视学生的通识教育，因此，通识教育应该提供什么？事实上，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有一部分人包括我本人，认为通识教育主要提供的是一种经典教育。也就是说给学生阅读经典著作。通过这些经典著作的阅读来培养学生的价值观、文化认同、审美、表达能力，等等。在经典教育中，通过经典著作的选择来强化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这就是通识教育的核心所在。当然，现在很多学校的做法是，开一系列的通识课程让学生来选择，比如北京大学专门开设了通选课，目标是培养学生的通识、人文基础性的知识。通选课基本上是学科基础性的基本知识，那通识教育就是这些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的累加吗？显然这是有争议的。通识教育到底指的是什么，现在我们还不能下一个定论。但我个人认为，通识教育的核心应该是经典教育，通过经典教育来培养学生文化认同、审美观、写作等基础能力的培养。
中西方经典书目的差异性
说到经典，中西方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典书目，中西方在经典书目的推荐上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学者在推荐经典著作时，比较少涉及中国的经典，我个人的理解是：一方面，受语言、知识面的限制，一个西方学者如果不懂汉语，就不可能推荐中国的经典;不懂日语，也不可能推荐日本的经典。当然西方有许多汉学家，他们在推荐书目的时候，往往会涉及中国的经典，因为他们精通中国的学问。另一方面，西方人普遍有一种西方文化中心论，即认为西方文化是最先进的，所以他们觉得阅读经典也应该是西方文化积淀下来的著作，因此就排斥西方文化之外的著作。
中国从唐朝开始，就有意识地向学生提供推荐书目。从唐朝到清朝，也基本上没有西方著作。一直到了20世纪，这100多年间，中国对外开放，中国学者推荐书目的时候，既推荐中国经典，也推荐西方经典，特别是从事西方研究的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
中西方经典书目的推荐都是带有一定偏见的，这种偏见来源于推荐者的立场，或来源于推荐者个人的偏见——对某种东西的排斥，对某种东西的喜好。现在很难说在中西方推荐书目里，哪一个是最好的或者说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我们发现，不管是中国人的经典推荐书目还是西方人的推荐书目，偏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正因为如此，我和我的学生们收集了100种中国学者或西方学者关于经典的推荐书目，这100种书目包括54种中国学者推荐的书目和46种西方学者（主要是英语国家的，这是因为语言的限制）推荐的书目。我们把这些书目作了统计，统计某一本书在这100个推荐书目里出现的次数，如该书被推荐的次数越多，说明越重要。统计后发现：被中外学者推荐最多的西方著作是莎士比亚的系列著作;推荐最多的中国著作是《诗经》，这两本书排在最前面，被推荐的次数是最多的。
基于此，我们写了《中国读者理想藏书》一书，希望告诉读者哪些书是被这些推荐书目推荐次数最多的。随后，我们又把这100个书目结集出版了，希望让读者知道这100个书目是哪100个书目。在这么多经典著作中，中外推荐书目有哪些比较好，这个问题我们很难回答，但这100个书目可以供大家参考。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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