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精神”话语变迁视阈下的媒介记忆研究

罗彬 张宏曼

【摘要】媒介话语与媒介记忆相互构建，媒介话语在话语实践中说明、组成、建构甚至控制媒介记忆，媒介记忆又影响着媒介话语的书写。分析主流媒体关于“兵团精神”话语建构及其变迁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媒介记忆框架，提出影响媒介记忆框架的主要因素和再构“兵团精神”话语的修辞方式。

【关键词】媒介话语;媒介记忆;兵团精神

一、媒介话语建构视角下的媒介记忆

话语是围绕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文本所形成的传播实践和社会实践，作为意义的载体能够描述现实、建立社会身份、制定社会关系、建设知识和信仰体系，具有社会性的建构属性。[1]媒介话语由物质形态上的文本与观念上的语境构成，是人类言语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媒介话语不仅反映广泛的社会变化，还通过话语形式及其意义建构人类社会。作为媒介传播的主要表现工具，媒介话语以语言文本、语境、场景等基本元素组成，经历了语言表达、文字文本、图片影像乃至数据模拟等形态阶段，塑造并强化着人们的生活样态，引导受众认可并接纳媒介话语背后所传达的意义建构，媒介话语所建构的意义世界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

媒介记忆是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存贮、提取和传播，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媒介在建构记忆的过程中扮演着“舞台”“演员”“导演”的三重角色。[2]媒介记忆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一种集体记忆，是个人记忆的升华和集体记忆的固化，具有媒介浅层记忆、媒介深层记忆、媒介底层记忆三重维度。[3]在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交叉领域，媒介通过扮演连接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纽带来发挥记忆中介的作用，参与社会互动，形成社会认同。

记忆本身是人脑特有的功能，这种抽象的心理活动借助于一系列的象征物、符号、仪式行为以及话语的运作来维持其持续存在，通过媒介的参与而被群体成员使用和识别，从而为社会成员所共享。大众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易获得性与专业权威使其在记忆的建构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记忆对媒介的依赖越来越深。大众媒介的报道内容与话语实践构成媒介记忆的基础，记忆本质上是一种媒介现象。

在媒介话语与媒介记忆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后者既是前者的一个结果，又是前者的一个条件。每一个被理解的词语均伴之以回忆，话语通过“将历史插入到文本之中，以及将文本插入到历史当中”这一互文性概念来建构记忆。[4]媒介话语不仅呈现关于过去的面貌，是表达記忆的实践，而且在意义方面说明、组成、建构记忆。话语的确会塑造记忆，但记忆也会塑造话语。媒介记忆组成的社会结构影响话语实践，媒介话语以吸收、强调和再构过去文本的方式建立起来，并构成现在及以后的文本。

二、“兵团精神”话语变迁中的记忆框架

话语既是社会变化的见证，又通过话语实践突出的社会功能来实现记忆的写入与忘却。媒介话语通过当下的文本与过去相联结，使得社会的过去、现在及未来通过话语的连续叙事得以整合。媒介记忆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述，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社会语境变迁下主流媒体关于“兵团精神”话语的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语言形式和意义表达，也建构出不同的记忆框架。每一代兵团人都有自己对“兵团精神”的理解，立足于当下社会语境的“兵团精神”记忆变迁呈现出延续与断裂并存的特点。

（一）早期“兵团精神”话语的“革命”记忆（1954—1966）

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在《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指导下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革命军人就地转业实现身份转换，成为新疆农垦战线上进行生产建设的开拓者与创业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成立初期的恶劣自然环境与艰苦物质条件下，担负着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屯垦”任务与保卫祖国边防的“戍边”使命，同时以“南泥湾”的成功经验为榜样开展生产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媒介建构的“兵团精神”记忆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

“一种文明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正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5]在某种程度上，“兵团精神”的“革命”记忆存在基础正是这些充满魅力的传奇故事。主流媒体通过建构“创造行车五十万公里无大修全国最高纪录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汽车驾驶员苏长福”“创造了全国棉花产量最高纪录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排长刘学佛”“年年都超额完成机耕任务并革新十几种机耕作业方法的二十团农场机耕标兵任爱玲”等一系列传奇故事，打造出平凡且具有高贵品格的典型人物形象。典型报道赋予满怀革命建设激情的兵团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为兵团人改变祖国边疆面貌的奋斗行为提供道德支撑，同时含蓄输送了媒介主导的价值观念与政治诉求。象征“兵团精神”的典型人物经过主流媒体报道之后，再由官方通过会议或表彰等仪式活动确认其身份，在仪式化报道中完成“兵团精神”偶像及传奇故事的生产，对“兵团精神”的“革命”记忆进行强调。

典型人物的仪式化报道话语建构出的“革命”记忆框架，带有鲜明的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色彩，象征着独属于兵团人的激情燃烧岁月，表达出兵团人对新社会到来的期望与美好生活的向往。“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兵团精神”话语在兵团成立初期的媒介文本中被频繁提及，“兵团精神”的“革命”记忆被不断唤起，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的必要性得到认同和强调。

（二）挫折停滞期“兵团精神”话语的“断裂”记忆（1966—1981）

“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领导结构发生变化，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兵团成立以来的建设成就遭到否定，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饱受摧残，直至1975年3月其体制被撤销。在当时混乱无序的社会环境中，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呈现出重宣传与社论的政治叙事结构，新闻事业的专业特征不复存在，兵团成立初期建构的“革命”话语被颠覆与删除，“兵团精神”记忆随之发生“断裂”。

经过精心选择和改写的“兵团精神”话语内涵发生变化，“兵团精神”话语成为反革命集团鼓动民众开展阶级斗争的工具和表征。农业生产让位于政治斗争，兵团成立初期的“革命”话语在唤起记忆的过程中被刻意淡化了，“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为“兵团精神”提供了新的话语主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被重塑用以规范民众的政治行为。1975年3月之后，随着兵团体制被取消，主流媒体“兵团精神”话语处于空白状态，其记忆被系统地剥夺，媒介中的“兵团精神”记忆发生“断裂”。

忘却也是记忆的一部分，忘却同写入是媒介建构记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面。[6]“兵团精神”话语和它背后所承载的历史记忆被选择性地改写、修正甚至删除、遗忘，权力嚴密控制下的“兵团精神”记忆建构呈现出“断裂”特征。

（三）改革开放后“兵团精神”话语的“边缘”记忆（1981年至今）

1981年，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官方政治话语确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存在的现实合法性，“兵团精神”这一话语得以在媒介语境中被再构。随着市场经济环境中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与兵团人口主体构成的变化，“兵团精神”遭遇认同危机，其记忆建构趋于一种“边缘”状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成立之初就有着各民族团结的深厚友谊，为凝聚人心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有力的话语支撑，因特殊建制而具有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为牢牢扭住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新疆工作总目标提供了现实性的实践经验。然而与新形势下发挥兵团“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的重要功能不相匹配的是，现阶段“兵团精神”的媒介记忆处于一种“边缘”的框架之中，难以在现行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占据主流地位。改革开放后，主流媒体中的“兵团精神”话语脱离其产生的具体语境，与当下的社会价值体系接轨时受到冲击和挑战，被简化为缺乏感性特征的抽象化符号，宣传话语的呈现方式与受众的日常社会实践相分离，趋于边缘化的“兵团精神”记忆框架导致受众对兵团产生一种模糊认知与陌生情感。

三、媒介记忆建构的影响因素

媒介记忆并不是媒介的单方面建构，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其中包含多重社会因素，受众个体主观能动性、媒介组织主导机制、社会语境潜在影响是主要影响因素。

（一）作为记忆主体的受众

作为记忆承携者和记忆消费者的受众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其在意义阐释与建构自身记忆的过程中具有能动性。受众因其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知识结构等不同，在不同的解码语境中对媒介传播的内容做出不同的解码。即使是面对同一符号或文本，每个人记忆的核心内容或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最终提取的记忆代码意义自然不同。个人受信息接收的选择性机制影响，通过选择性注意和理解的媒介话语才能继续转化为记忆的一部分。

独立的受众个体同时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与人际关系之中，他们往往通过各自的社会群体身份获取、定位和回溯他们的记忆，并且在意义互动和协商解码中不断消弭个体间的冲突与隔阂。媒介记忆的建构需要寻求一种记忆主体共通的话语，促使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个体在建构过往记忆的过程中保持充分的统一。现阶段不同代际的“兵团人”虽然面对的是同一种以暗示性背景的编码形式呈现的“兵团精神”话语，但他们可能因缺乏相同的解码语境而在精神和情感上存在隔阂。兵团第一代创业者是“兵团精神”的亲历者和创造者，他们因与兵团新生代缺乏弥合分歧的话语而被排除在双方各自的记忆之外，“兵团精神”记忆的建构从而可能遭遇“断裂”或“边缘”危机。

（二）作为记忆中介的媒体

媒介记忆凭借媒介这一工具，以模仿、复制人的感知与认知模式的方式延伸了个体记忆，突破个体记忆在时间上遗忘的局限，脱离于人类大脑而存储在媒介中的记忆得以成为永恒。对于无法亲身经历过去的人们而言，其对于过去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大众媒介对于过去的书写，媒介话语对历史进行了重现与回忆，帮助个体形成对往事的记忆。新闻媒体通过提供真实的历史证据、运用消息来源、强调记者的目击者身份、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和呈现，在讲述过去的同时也强调了自身作为记忆建构渠道的正当性，在记忆建构中处于主导地位。

媒介通过对兵团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选择、强化、甚至遗忘，以凸显、再构或遮蔽某些记忆。制度化的主流媒体在“兵团精神”媒介产品的形成中实现自身意图，媒介建构的“兵团精神”记忆无形之中添加了媒介本身的因素。媒介对过去的事实进行有目的的认识和改造，通过媒介话语呈现出来的记忆内容也是有意识地再构后的过去，受众根据这一再构的事实形成对“兵团精神”的认识和定义，满足其自身的认同需求。

（三）作为记忆土壤的社会语境

记忆的形成依赖于社会语境，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场域是媒介记忆形成的土壤，媒介记忆的意象始终都与当下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目前市场经济取代兵团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更加强烈的经济发展需求。现阶段主流媒体中“兵团精神”话语大多以简单化的呈现方式为新疆经济发展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兵团人口结构的变迁导致兵团新生代在“兵团精神”认同上存在代际差异，在年轻一代兵团人的意识中还存在对“兵团精神”认知不清晰的问题，代际断层危机成为“兵团精神”记忆建构的阻碍。[7]

政治话语在当下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占“主体”地位，无意识地发挥着宏大支配作用。“兵团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媒介话语呈现与媒介记忆建构都处于国家权力的支配之下，“兵团精神”记忆框架始终以宏观政治话语为导向，按照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下好兵地融合“一盘棋”，兵地双方进入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阶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后，几代兵团人的屯垦戍边与奉献牺牲形成的“兵团精神”话语为兵地融合提供现实的话语资源与双方沟通渠道，将“兵团精神”话语注入文化润疆方略中，传承鱼水情深的兵民“一家亲”传统，在共同的记忆空间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精神支撑。

四、媒介记忆建构中的话语修辞

当下的社会语境与群体认同需求，影响媒介记忆的选择与建构过程，进而对媒介话语修辞提出新的要求。数字媒介生态下借助于话语修辞再构“兵团精神”媒介记忆，将“兵团精神”嵌入受众的生命历程，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一）话语内容维度的时间连续性

记忆这条河流具有绵延不断的特征，在不同时代之间显示出连续性。“兵团精神”话语的核心内容通过媒介仪式的操演与仪式语言延续下去，设置贯穿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话语议题，维持社会及其记忆的连贯。“施瓦茨认为，过去总是一个持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8]媒介话语变迁中的“兵团精神”记忆框架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我们是在过去话语提供的参考与线索下形成对“兵团精神”基本内涵与内在价值观的认识，“兵团精神”的核心内容在继承过往的基础上将在未来延续下去。

媒介建构记忆时以各种典礼性、仪式性的形式出现，使记忆在常规实践中保持鲜活。各种当代事件为新闻媒体提供了翻新和改变过去的“由头”，将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纪念仪式連接起来，与当下广泛的社会结构产生互动，过去在“兵团精神”纪念仪式的报道中不断被重访，有效设置“兵团精神”话语议题。常规化报道“兵团精神”纪念仪式，架起一座贯穿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兵团精神”记忆的延续性和鲜活性得到强调和凸显。仪式语言通过系统编排在媒介话语实践中形成大致不变的固定话语体系，限制语言上可供选择的范围，形成可重复的风格化与典型化倾向。在重复性的仪式语言中，“兵团精神”话语意义得到同意，并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维持记忆不被时间冲淡。媒介仪式成为保存记忆的特殊场所，受众参与其中，在共享“兵团精神”表征的过程中不断再生和更新记忆，避免一代人的记忆不可挽回地封闭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之中。

（二）话语形式维度的空间互动性

“话语不仅是文本，它还是互动的一种形式”。[9]社会情境中的“兵团精神”言语行为通过塑造新闻具象，形成一套“兵团精神”共有符码和象征规则，在不同群体间的互动中消弭分歧，达成“兵团精神”记忆在空间上的扩散。

媒介记忆不仅要在社会成员的认知、情感层面打下烙印，还要通过参与和互动行为嵌入人的生命历程，在不同的群体成员之间形成媒介深层记忆。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边界，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群体成员在对媒介话语进行解码的过程中有不同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记忆各不相同。借助于具体的修辞形式再现和组织“兵团精神”话语文本信息，形成一套“兵团精神”共有符码和象征规则，在不同群体间广泛的讨论参与中，将边缘性的议题带入主流视野，为过去提供共识性内核，消弭兵团与地方之间存在的记忆隔阂，促进兵地融合发展。

（三）数字技术维度的生产协作性

数字媒介成为受众中枢系统的延伸，带来感觉与认知方式的变化。相较于传统大众媒介记忆建构的规律与机制，数字技术下的媒介记忆建构方式发生转变，显现出新的特征。数字媒介生态中社交媒体的个人记忆轴与主流媒体的公共记忆轴发生交会缠绕，用户个体与主流媒体之间形成协作性的记忆建构模式。

数字技术催生出的社交媒体凭借对现实世界的量化能力与元数据采集能力形成的可衡量的实时数据奠定自身正当性与权威性。[10]在数字技术提供的深度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中，社交媒体赋予用户信息传播的参与空间和主动权，普通人有机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个人经验与情感，在内容生产与交换中记录历史和叙述记忆。社交媒体给予人们独立的信息发布空间，个体在专属于自己的媒介空间中在时间上自由控制信息发布及其他媒介行为，私人化的时间轴得以确立。[11]社交媒体中的个体记忆书写对主流媒体的记忆建构机制产生分权，记忆建构出现公民化书写的可能。镶嵌于共同文化语境的主流媒体公共记忆轴与社交媒体个人记忆轴并行且发生汇聚，建构出没有时空边界的共享记忆空间。

新旧媒体相互交织融合的数字媒介生态中，记忆在“官方”与“民间”之间产生多元书写竞争。主流媒体在技术带来的权力转移之下，为公众的记忆书写提供协作通道，带有记忆元素的用户生成内容为官方记忆提供具象，形成主流媒体记忆框架主导下的个体记录协作。在去中心化、多向传播的开放性话语体系中，由多元话语主体共同创新话语修辞，促进共享记忆空间的话语表达更加多元化，增强双向记忆互动促进情感升温，由“官方记录”与“民间参与”共同完成的协作记忆成为未来媒介记忆发展的趋势。

五、结语

从主流媒体建构的“兵团精神”话语变迁中可以看到，媒介记忆在随着时间推移而与当下不断协商的过程中搭建起连接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桥梁，社会在记忆的共享中得以维系。新形势下，借助数字技术改进媒介话语修辞将“兵团精神”与社会主导叙事相融合，唤起当下共同的集体记忆，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提供话语资源与动力。

[本文为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兵地融合背景下新疆‘兵团精神’话语建构中的媒介记忆研究”（项目编号：20BXW11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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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邵鹏.论媒介记忆的维度、机制及其镜像[J].新闻前哨，2012（6）：28—31.

[4]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94.

[5]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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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Van DijckJ，Poell T.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Logic[J].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13，1（1）：2—14.

[11]彭兰.分化与交叠：移动时代的时间[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21—28.

（罗彬为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张宏曼为新疆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