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与魂：黄河的文化标识及家国情怀
时间：2023-10-26 21:30:12 来源：小苹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涛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形成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秦汉时期，兴盛于隋唐时期，并传承弘扬至今。黄河文化既包括深邃的黄河精神、价值、思想、艺术，也包括发达的经济、科技、社会、制度等，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先民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其中，汉字、青铜器、古都、姓氏等都是黄河文化的精髓和标识，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最为根本的是，在黄河文化千年绵延的历史中，构筑起了基于人伦秩序基础上的家国情怀观，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精髓。家国情怀观也成为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国家、民族与民族联结的精神纽带，并在文明的演进中不断修复个人的历史记忆和自我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寻找文化内核和聚合机制，塑造起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砥砺前行的实践自觉，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一、黄河文化：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一）根：中华文明的根脉和源头
根意蕴根源、根脉和根基，是文化生长的养分来源，是文明的重要源头。作为人类起源地的黄河孕育的黄河文化具有重要的根源性，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和源头，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生长壮大，历经5000年绵延至今，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
1.5000年不断裂的文明。从世界史角度来看，中国文明史从未断裂，从史前时期形成，一直延续至今，虽经历波折和坎坷，依旧保持着强大生命力，成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文化支撑。这种连续性和不断裂性既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和稀缺性，也具有显著的普适性和世界性，是全球文明体中的珍贵财富。黄河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和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一样齐名于世的大河文明或农业文明，黄河文明5000多年没有断裂，其他文明却或者断裂，或者变异，这也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及坚韧性。
2.文化遗址的汇聚地。东汉班固编著的《汉书·沟洫志》对黄河倍加推崇，“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河即黄河，由此，确立了黄河“四渎之宗”的地位，而民间以更接地气的“母亲河”称呼黄河。考古发现证明了黄河“母亲河”的特性。在黄河流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山西西侯度猿人、陕西蓝田猿人、陕西大荔猿人、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等距今200万年左右的早期人类，以及新石器时代距今10000—5000年左右的陕西半坡遗址、石峁遗址，河南裴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双槐树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等文化遗址的高度汇聚，证实了黄河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3.先进物质文明的荟萃地。黄河流域气候适宜，自然环境优越，尤其是土壤矿物养料充分，洛河、渭河等水利供给便利，为粟、黍等旱地作物的出现提供了温床。农业的发展让人类定居下来，生活生产稳定，推动了农业经营方式优化，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的生活让人口不断增加，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形成了手工业、商业等多种行业，涌现了青铜、冶铁、丝绸、瓷器等代表早期先进文明的精湛技艺，与此相关的文学艺术、天文历法、手工技艺等也繁荣发展，黄河流域逐渐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各朝代励精图治，推动中华民族从松散的部落走向统一融合的政治实体，出现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影响千古的盛世王都，黄河文化的辉煌灿烂图景日益铺展开来。
（二）魂：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魂是指精神、精髓和灵魂，是民族的文化内核，是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思想观念等构筑的综合体。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之魂，是人类社会演进、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撑，并推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黄河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1.勤劳奋斗的中华民族谱写出灿烂的精神谱系。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和发展历程中，黄河文化始终贯穿其中，于漫长岁月中丰富、转化和升华，演化生长出极为丰富的黄河元素和精神谱系，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大支撑。在制度建设方面，出现了分封制、宗法制、郡县制、刺史制、文官制、行省制等国家管理体制，以及世卿世禄制、军功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官员选拔制度，构成了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体制、政治制度、宗法体系及治理模式，演化出了天下为公的政治伦理观，民为邦本的治国思路，以及“以德配天”“为政以德”等政治思想，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及制度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农业生产方面，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演进中，农具日益精细，出现了铁犁、铁锄、铁铲、耧车、翻车等农具，园艺栽培、垄作、火耕、代田、区田耕作法，以及留种田、嫁接、天敌治虫等适用于黄河流域的农业技术，在农业耕种中形成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等精神，塑造着中华民族的坚毅性格和优良品质。在技术创新方面，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产生在此，并形成了最早的天文历法、数学和中医药，出现了《考工记》《梦溪笔谈》《齐民要术》《水经注》等工、农、医、地理著作，展现出极强的创新创造精神。在黄河治理层面，大禹、贾让、王景、贾鲁等人在治理黄河中，形成的艰苦奋斗、以身作则、无私奉献、民为邦本的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
2.开拓进取的中华民族塑造出辉耀千古的思想瑰宝。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环境下，黄河流域文化名人辈出、思想学术活跃、文学艺术繁荣，华夏始祖炎黄二帝文化、先秦諸子百家思想、文学史诗著作、宗教哲学思想等都形成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内核，塑造出辉耀古今的深邃思想。诞生于黄河流域的炎黄二帝，对华夏民族的形成、文化印记的构成、文化记忆的塑造起到关键作用，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文学历史方面，涌现出了《尚书》《春秋》《左传》《汉书》《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巨著，出现了司马迁、李白、班固、司马光等文豪;在佛教传承和艺术创作方面，出现了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石窟艺术，是黄河流域宗教、艺术及文化融合汇聚的精华。在思想文化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促进了思想的活跃，产生了道家、儒家、法家、农家、杂家等诸子百家，不同思想碰撞交融，塑造了先民的思想、信仰、行为乃至治国方略，并影响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思想和文化。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吸收域外文化，并通过丝绸之路不断把自身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联结起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成为世界文化的融合及汇聚地，并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在世界文明的进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黄河文化标识与中华文明的源流
（一）文明传承载体的汉字
距今8000年左右的中国就出现了汉字的雏形，裴李岗遗址的陶文，呈现了早期汉字的特点，这表明新石器早期考古发掘中出现的简易刻画的“符号”，已经具有了文字的表征，可以称之为早期的中国“汉字”。距今4000年左右的山西陶寺遗址、河南大河村遗址等，出现了能够确认的陶字，具备了汉字构造的基本形态，尤其是距今3000年的商代晚期殷墟甲骨文的发掘，改写了世界文明，重新构建了早期中国文明的历史框架。甲骨文具备了文字的形、音、义的特点，多为殷墟王室的占卜记载，成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汉字”。在甲骨文的基本结构上，发展形成了西周的青铜器铭文及东周简牍、帛书上的大篆和小篆文字。尤其是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国家后，把简化的小篆作为通用的文字，国家文字实现了统一，这在文化传承、文明塑造、国家统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后，为方便记忆和书写，汉唐的篆书逐渐发展为汉隶、楷书，并沿用至今。从世界历史文明的演进来看，多数文明的出现和发展都与文字密切关联，文字本身是一种文化，更是传承文化的载体，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承中作用显著。早期的中国由多民族构成，而且处于邦国时代，正是文字的出现促进了邦国的融合，尤其是秦统一六国后，河南上蔡人李斯提出了“书同文”“度同制”的国策，构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全国文字统一基础上，民族的沟通和交往频繁，实现了多民族的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并有了统一的国家观。因此，中国历史上虽然多次出现过战乱、政权割据、南北分裂等，但是民族国家观一直存在，国家统一成为不同政权的共识，最终国家也一次次地归于统一。汉字产生、发展、成熟于黄河流域，记载着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的多彩内容，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和追寻，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基石和载体，是中华文明之根，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成熟和振兴。
（二）礼制文化表述的青铜器
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结束石器时代，进入高层次的青铜时代。中国青铜器出现于公元前21世纪的黄河流域，主要有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农器等，象征着地位和权力，具有较为明显的礼器特点。夏代晚期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包括青铜爵、青铜斝、青铜牌饰等青铜器物，其中方格纹铜鼎礼器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青铜炊具，乳钉纹铜爵礼器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爵。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发掘出的杜岭方鼎，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装饰饕餮纹与乳钉纹的青铜礼器，也是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的青铜器。此外，在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山东苏埠屯商墓，陕西周原遗址和丰镐遗址等，也相继发掘出了大量夏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中国的青铜时代具有较为明显的独特性，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功能独有。青铜器的原料开采、冶炼等难度较大，青铜器也显得较为珍贵，是权力、地位和尊严的象征，一般在贵族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中使用。礼器中蕴含着深厚的礼意，承载着人们的感情、精神、礼制，具有较强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由此也能够通过礼器及祭祀、宴飨等活动的开展，塑造出仁义智信、忠孝友恭的道德伦理，展现了“道依器而存，器存道不消亡”的思想。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时期是青铜礼器的鼎盛期，也正处于中华文明的形成阶段，这个阶段以青铜器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礼制文明，不仅工艺精湛、庄严华贵，而且包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尊重、对长者的尊敬，构成了“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的中华礼制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治理方式、社会发展、风俗文化、制度建设等，是中华民族厚重文化积淀的见证。
（三）择中建都的王朝都城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堑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这说明都城（城市）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展现了一个地区的文明高度。黄河流域的古代都城非常密集，而且多为政权之国都。《荀子·大略》亦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从考古发掘的山西陶寺尧都遗址以及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禹都阳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都显示出“求中”的理念。在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两座墓葬出土了与“测中”有关的“槷表”等遗物，它们折射了陶寺城址当年选址的“求中”理念。考古发掘的河南二里头夏都，城市规划和排水设施都呈现出井字形状，宫殿建于都城的中轴线上，这也彰显出“择中建宫”“择中建殿”的理念，这种建都文化深刻影响着古代都城的发展，从夏商周到秦汉、隋唐、明清未曾改变。“择中建都”彰显出王权、皇权的中心地位，体现了以“中”为代表的“国家至上”的理念。中国八大古都，黄河流域占5个，分别是郑州、西安、洛阳、开封和安阳。古代都城建于黄河流域，不仅因为这里的自然、地理和区位优势明显，也是因为这里位于“天下之中”。古代君王“受命于天”，以“君权神授”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并以祭祀、祭天等活动来呈现，并选择“天地之中”“天下之中”或者离天最近的地方建都、祭祀。周公通过测影，在登封告成县找到了“地中”，武则天选择离天最近的嵩山祭天。建都于中，能够成为天下之中枢，由此可以形成“吸纳—辐射”之功能，实现物质和精神内容的有效聚合与散发，增强王权的地位和都城的功能。“中和”思想与“择中建都”观相伴相生，体现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中，“中和”表现为国家对周边“公平”“公正”，也表现为包容、开放和尊重的价值，体现出了极强的融合观、和谐观和一体化的思想，能够促进不同文明、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互动，并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奠定基础。
（四）血脉相连的始祖姓氏
中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一部姓氏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姓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源，是中华儿女血脉相连，凝结中华民族共识的强大精神纽带。姓氏发端于黄河岸边的始祖黄帝和炎帝，有关统计显示，目前的200多个大姓氏中约有10%源自炎帝姜姓，有89%源自黄帝姬姓，可以认为99%的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国语·晋语四》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蛟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帝与黄帝作为部落首领，多活动于黄河流域。而黄帝在阪泉之战中战胜炎帝，炎帝部落逐渐没落，黄帝通过征战统一四方，实现了中原的大一统，并带领自己的部落居于有熊（今河南新郑）。黄河流域水源充足、气候适宜、土壤肥沃，适宜人类定居生活，加上统一邦国的稳定，人口规模不断扩张，黄帝姬姓派生出来400多个姓氏，后来随着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扩散至整个中华民族，成为中华儿女的姓氏之源和万姓祖源，这也是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一个重要原因。梁启超曾感慨“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姓氏为根，文化为魂，中华姓氏多源自黄帝，又融入黄帝文化之中。由黄河滋养的黄帝部落，在漫长历史的发展、融合中，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形成了统一的信仰和祖先崇拜的文化传统，并嵌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中，凝聚起强大的向心力和号召力，成为民族精神的内核和基因，在5000年的历史中不断地被传承、弘扬和发展，在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的精神支撑。
三、家国情怀观
探索文明的源流，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河流的作用。作为早期人类集聚地的黄河流域，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便利的水源、土地等资源，催生了早期的农业和畜牧业，实现了人类的定居。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文字、信仰、手工艺、文艺等文明标识的内容逐渐形成，城市和国家逐步产生，社会治理和发展进入较高的文明层面，人们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增强。黄河给人类提供了生存栖息地，人类也注重对河流的保護，通过黄河治理、黄河生态环境保护，确保黄河安澜，实现家庭安定和国家稳定。在中华儿女与黄河相伴相生的过程中，形成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自强不息等人文精神，这些源于自然的精神与价值、哲学观等融合，演化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义，从仁义礼智、礼义廉耻、尊老爱幼到报效国家、天下为公等价值伦理的构建，逐渐形成了“个人—家庭—国家”的文化链条，实现了家国的同构。
孟子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个人的伦理体系中家庭居于重要地位，家庭和谐万物兴盛，国家才会稳定发展。家庭是国家存续的基础，国家是家庭的扩展，家与国成为命运共同体。从“三皇五帝”邦国时代到夏商周王国，以及秦朝统一后的帝国时代，历代统治者都致力于实现国家统一，都致力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富强，都始终不负黄河赋予的使命与责任。“家国相依”让每个中华儿女都饱含着较强的家国情怀，这已经成为中华儿女的优良美德，成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富足强大的精神动力，成为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国家、民族与国家之间联结的精神纽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国情怀激励无数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激励着新时代的中华儿女不忘初心、团结奋斗、砥砺前行，为国家兴旺和民族振兴贡献力量。
黄河滋养出了黄河精神，衍生了家国情怀观，成为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密码。基于个体伦理道德和家庭秩序衍生而成的家国情怀观，蕴含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胸怀天下”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因，这种心系天下的情怀将个人、国家和世界联系起来，把自身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责任密切结合，让人类跨越国界和民族携手共进、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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