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学的创立及其对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意义

我们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的首要目的，是证明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达到了这个目的，才可能讨论清楚荀子群学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意义。为此，就必须对一百多年来，所谓社会学对中国来说只是“舶来品”“中国本无社会学”的旧说予以辩驳。其实，早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等前辈就明确认为荀子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也指出“中国早在战国末期已由荀子创立了(社会学)这个学科”。可惜在民国时期不认可中国有自己本土社会学的观点，这在学术界已被视为“定论”。以这种所谓“定论”作为先入之见，就只能承认中国古代只有“社会思想”没有社会学，反而对我们证明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感到难以理解。

那么，有些人到底为什么难以接受荀子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这一论断呢？原因可能很多。在过去，主要是文化自信问题，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的文化自信丧失殆尽，觉得欧洲那么先进，到1838年才产生社会学这个学科，中国凭什么早在战国末期就能创立这个学科？在今天，则主要是认识问题——不了解群学的创立条件和具体内涵，就难免对战国末期中国就能创立自己的社会学觉得难以置信。

确认荀子群学为中国古典社会学，就可以让中国社会学得以直接接续和依靠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学术传统，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奠定雄厚的学科历史基础。为此，就有必要在荀子群学的创立条件上做出若干辨正。

1.荀子创立群学的客观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玉敏画得差不多了。姑妈闭着眼，说你们平时都来洗浴中心么？玉敏说我的姑妈啊，你拿我当富婆哪，说了不怕您见笑，我一次都没来过。姑妈咦了一声，说那你怎么请我来，还办了张卡？玉敏方知说漏了嘴，心里有些窘，幸好姑妈正闭眼享受呢。玉敏假装低头洗搓巾，过了会说，卡是别人送小虫的，被我要来了，我说要请你洗澡，他就答应了。姑妈哦了一声，说这小子还知道孝敬啊？还是你体贴姑妈，小虫就知道玩。

在能群/齐家层面的基本概念是：家、宗族、孝、礼、义、信、利。家、宗族、社会组织，中西都存在，相关概念都是群学和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而且不论中西，都重视调节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内外关系，都讲究诚实、信任、礼仪、道义，都提倡互惠、互利。中国人讲孝，西方人也讲代际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所不同的是文化各有特色，但基本概念是相当一致的。

如果先入为主地接受世界上只有孔德在1838年创立了社会学这个定论，确认这种唯一性，那就会认为法国当时的社会条件是创立社会学的必备条件。孔德时代的法国初步进入了工业社会，于是就推论社会学只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
而荀子所处的时代还是农业社会，于是得出结论——农耕文明产生不了社会学。可是，社会学是以人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这种学科的诞生条件主要依靠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积累，并不像有些自然科学或技术学科那样需要特定的技术手段和产业基础，有什么可信的根据能够证明社会学只能诞生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无论多么发达都不可能产生这个学科呢？即使欧洲确实是在工业社会才诞生了社会学，又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农业社会比欧洲早得多、复杂得多、昌盛得多，农业文明比欧洲灿烂得多的中国，就一定不能产生社会学这个学科？

所谓社会学只能诞生于工业社会，这个论断的背后是进化主义逻辑——社会历史是从简单到复杂、由落后到先进分阶段地直线演进的，因此，后出的一定比先前的更先进。粗看起来，进化主义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细究起来，其简单化、直线性致使其解释力大大折损了，特别是在对文化艺术和学术等方面的解释上往往说不通。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的孔子被尊为“世界十大名人之首”。为什么获得如此殊荣的是孔子？其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平民教育，他首创的“有教无类”，即教育不问出身，将当时只属于贵族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扩大到了平民阶层。发展到战国时期，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士阶层——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阶层。而在同时期的古希腊，虽然有杰出的文化巨人，但他们多为贵族知识分子，并没有出现群体性平民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而中国的士阶层，早在春秋末年已经兴起为具有“职业阶级意义”的新知识阶级。这一大群“不稼穑，无恒产，而以做官或讲学为生活的知识分子，即所谓‘文学游说之士者’”，非常活跃，到战国初年，就形成日益纷繁的派别。中国的士阶层从规模到历史担当、到知识水准、到创新能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大多出自平民的士人具有极强烈的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不仅形成了“诸子百家”，还上演了长达几百年的“百家争鸣”，开创了学术史上被梁启超赞为“全盛中的全盛”的辉煌时代，“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正是诸子百家层出不穷的学术和学科创新为中国社会学的诞生准备了无与伦比的条件。

而欧洲什么时候才出现这样的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阶层呢？西方学人几乎一致认定不早于18世纪。既然中国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比欧洲早两千多年，知识分子阶层可是知识的最直接的生产者，那么，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为什么就一定不能比欧洲早两千多年创立群学呢？难道只能浑浑噩噩地静候两千多年，一直等到欧洲有了社会学之后，才开始思考社会是什么？更何况与古希腊文化更加关注自然有所不同，中国文化从源头上说就是更关注社会人事，那么，既然亚里士多德能够创立政治学，为什么比他还要晚大约一百年的荀子就一定不能创立作为古典社会学的群学呢？

实践出真知。学科产生的一般规律表明，只要社会结构复杂到一定程度，社会关系发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产生社会学。换言之，社会学的诞生，并不与文明类型必然相关，而是与社会复杂和矛盾冲突程度有关，不是只有工业社会才能产生社会学。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其中就包含特定形态的社会学——群学。

我们不必追问欧洲学者为什么认可从孔德发明“社会学”一词才有社会学，不需要纠缠产生一个学科的一般条件，因为产生一个学科的一般条件只是一种可能性。在世界各大文明之间可以交流以后，一个学科在某一文明中产生后，一般经过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会传播到另一文明中去；
但在各大文明相互交流之前，某一学科在一种文明中出现得早一些，另一学科在另一文明中出现得早一些，却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在收入、支出、管理和分配等经济活动中，资产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资产支出方面的管理工作分为两类，一种是经常性支出，另一种是资本性支出，其中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是由资本性支出形成的。资产在单位的使用过程中也会获得收益，比如对外进行投资获得收益、资产进行租赁时获得收益等。根据《开封市祥符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租赁时间不超3年，最佳租赁时间1年，收入上缴财政专户，这些收益的获得也是依赖单位的资产，因此，将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科学的进行结合已是当前经济形势下必须实行的管理模式。

所谓社会学产生需要有工业社会作为条件，只是在人们已经认可1838年孔德发明了社会学这一名称之后，随之对这个现象之所以发生做出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后人附会到历史上去的。这只是说，社会学事实上在欧洲是什么条件下诞生了，没有人能够证明社会学只能在这些条件下产生而不可能在其他条件下产生。在逻辑上，不能用欧洲诞生社会学的事实，否定中国在战国时期产生群学的事实。只有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偏执中，才会坚持西方社会学的唯一性。而所谓从“产生条件”证明西方社会学的唯一性，只能是把一种特定的社会条件当作了必要条件，把一种特殊性当作了普遍性，这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可见，进化主义过于简单、粗糙和单线性，不能解释中西历史文化复杂的发展脉络，不能妥切地解释中西学术的异同。

高等教育作为现代国民教育序列中顶端的组成部分，其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当前逐步开始朝着“内涵式发展”的方向转型。在此，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高等教育发展所要求的，进一步“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1］。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指的是一种注重从高等教育的内部结构优化、以质量为核心，确保高等教育质量能够整体上充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改革思路。

四川竹编以精细见长，色彩清雅，大多为实用工艺品，其中成都的瓷胎竹编、自贡的竹编龚扇、梁平(重庆)的竹丝画帘、渠县的竹编字画都是竹编工艺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2.荀子创立群学的主观条件是无与伦比的

就荀子本人而言，他凭什么就能比孔德早两千多年创立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其实，只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羁绊，具体了解战国末期中国学术达到的高度，这是不难理解的。

第一，荀子的学识极为渊博。清代学者汪中称赞“荀卿于诸经无不通”。据他考证，中华先秦典籍如《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毛诗》《鲁诗》《易经》和《周礼》等，是靠荀子才得以传承下来的，“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不仅如此，荀子还是墨子以后杰出的逻辑学家，是战国末期可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比肩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而荀子的一大特长，是善于做经验观察和实地调查，他不但了解战国末期的东方六国，还是儒家代表人物中唯一亲自到秦国做过调查研究的人。而他又擅长从具体经验中加以理论概括，这从《荀子》一书的具体论述中可以得到明证。

第二，从思想基础看，战国末期，诸子百家之学由大分化转入大综合阶段，学派早已开始相互融合。按照司马谈的说法，诸子百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到荀子所处的年代，这六家已在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相互包容。思想大融合，就是按一般规律，也应该出现非凡的成果。这在思想史、科学史上不乏例证。更何况战国末期的思想大融合其规模之大、层次之高，世所罕见。作为大融合硕果的群学，其概念和命题有长期的思想积累，如商代甲骨文已有“羣”字，西周已有“群分”思想，《诗经》将“羣”与“和”相联系，《周易》讲“类聚”“群分”，《尚书》讲中和，《左传》讲亲亲。孔、孟、墨、老、庄等思想巨星对“群”多有论述；
齐国之管子、晏子及稷下诸子宋钘、尹文、邹衍、田骈、慎到、环渊、淳于髡等，还有积极参与百家争鸣的申不害等各派学者，荀子直接批评过的就有6个学派、12个代表人物，可谓“满天星斗”。他们碰撞不出灿烂的智慧火花，那才是怪事；
融合成绚丽的学术画卷，实在是太正常了。

第三，从学术氛围看，百家之学大融合的“熔炉”主要在稷下学宫。这是举世无双的高等学府，集天下英才逾千人，大师云集，学派林立，包含了“诸子百家”各个学派。学宫实行“不治而议”的方针，不任职而论国事，无官守亦无言责，自由辩论，思想开放。学者们聚集一堂，展开天人之辩、王霸之辩、礼法之辩、义利之辨、群己之辩、善恶之辩、古今之辩等旷世的学术大辩论，相互抨击、相互驳难，也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而荀子在稷下学宫作为“三为祭酒”(学宫主持人)“最为老师”，主持学术争鸣长达数十年，对各家各派学说谙熟于胸，他善于博采百家之精华，得以成为众所仰慕的“集大成者”。这样的学术创新条件是天赐良机，无论从本人条件和时代机遇来看，荀子创立群学绝非偶然。

通过革兰氏染色共确定了45株初筛目的菌株，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筛选，即复筛。复筛主要分3部分：（1）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MRS培养基中主要有机酸的定性，来初步判断是否是乳酸菌；
（2）耐受性验证，要求菌株具有较高的耐受性；
（3）45株菌模拟降酸试验，评判标准为该菌株只分解苹果酸、不分解酒石酸，且不产生或微量产生（≤0.6 g/L）醋酸。

群学由荀子创立，是百家争鸣的硕果，也是先秦中华文明第一个高峰的思想结晶，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产物，当然是中华学子必须倍加呵护和世代传承的珍宝。我们没有必要拿群学与西方社会学比优劣，更没有必要拿荀子与孔德论短长。我们尊重西方人对世界学术所做的贡献，也尊重自己的祖先所做的贡献。我们所应该做的，是认真地思考、研究，实事求是地摆出证明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根据和理由。

又由比尔-朗博定律可知，待测物质浓度C与吸光度A的关系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待测物质浓度超过一定范围时，浓度与吸光度将不再满足线性关系[6]，因此，在对待测气体进行定量分析时，要尽量选择待测物质浓度在其线性范围内。

证明群学的学科性质，可以打破西方社会学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使得中国社会学获得与西方社会学平等对话、实现会通的学科基础。为此，就必须在群学的学科性质上做若干辨正。

1.关于群学的研究对象

学科之为学科的首要标志是要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判断群学是不是社会学首先要看二者的研究对象是否相同。这个问题本来是简单明确的。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社会”这个词，用以指称社会的就是“群”，所以，对于通晓文言文的严复等学者而言，将“sociology”译为“群学”是理所当然的。严复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专门指明“群”与“社会”“中西字义之冥合”。并且从学科含义上指出：“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

由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古就各有特点，所以，中国人研究“群”与西方人研究“社会”的着重点可能略有差别。群学研究人们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以人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夫妻、父子、兄弟、亲友、君臣等等，由此推及宗族、邻里、地缘、业缘、文缘等关系。就是说，群学当然也如西方社会学一样，研究社会关系、社会事实、社会变迁，但更讲究以人为本位。群学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主体，“群”是人的社会性存在，荀子强调，“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是因为“能群”，而能群之本在于“礼”“义”。这也就是潘光旦先生讲的“人化的社会学”，也是钱穆先生所强调的 “‘人本社会’，即是以人道人心为本之社会”。而西方社会学特别是早期的实证社会学，更关注“物”，关注“社会事实”、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这与群学更关注人、人的修养和教化、人的关系和伦理确有不同。但是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其后来的发展也研究人的情感、人的心理等人性的以及“非理性”的方面，与群学在研究对象上并无根本的区别。因此，如果说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有什么差别的话，充其量不过是研究重点的区别，不是研究对象的不同。换言之，二者只是各有特色，不是学科性质上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既然如此，那么在学科对象上就找不到否定群学就是社会学的理由，这在道理上本来是很明显的。可是，如果承认了这个结论，那就等于否认了西方社会学在学科意义上的唯一性，也就否定了西方在社会学创立上的独占权。这也许是某些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学者不愿接受的，于是，他们就费尽心机地在社会学研究对象和领域上做文章。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说：“社会学可以解释为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意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竟说社会学“只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它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性出现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世界”。英国学者斯马特认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界定、学科主题的建构和适当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为了系统说明现代社会的现象……”。他们异口同声地“把社会学界定为对一种特定社会类型(即现代社会)特征及其对世界影响的研究”。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做出这样的概括：社会学就是社会“现代性的方案”。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他们更愿意关注和研究“现代社会”，以便取得学术上的优势地位。但他们不应刻意把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或领域，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相混淆。西方学者愿意“只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不等于社会学只能研究“‘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毕竟，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现代性”只是极为短暂的特征，不可能将以研究整个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学局限在这个“片段”上。事实是，不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经典大师都研究过“前现代社会”，许多当代社会学家甚至像历史社会学这样的分支学科更关注“前现代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家只关注“欠发达社会”，那么他们都必须被逐出社会学之门？ 那些西方社会学家为什么把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与现代性之间本不应完全等同的关系，却煞费苦心地等同起来，其要达到的目的昭然若揭——无可争议地握有“社会学”的发明权、解释权、学术霸权。

为了维护欧洲在学科发明权上的独占地位，只好大大缩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硬说社会学只研究“‘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即只把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把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特性夸大为历史的终极状态(顶点或终点)。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单线进化论，即是欧洲中心主义所谓的“‘现代性’史观”。这种褊狭、高傲的历史观，遮蔽了历史眼光，减弱了对现实的解释力，限制了社会学的视野，使其无法平等地看待世界上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不能冷静地研究远比先行现代化的少数西方国家丰富得多的发展经验。显然，如果不摆脱西方所谓“‘现代性’史观”，社会学的发展难免受到严重束缚；
如果我们不加警觉，它也会阻碍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因为所谓“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说的深层根源，正是西方“‘现代性’史观”。

我们今天强调“共同富裕”，荀子早就提出“上下俱富”的观点，“俱富”即同富，与“共富”同。《荀子·富国》篇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有“下富”才有“上富”，这是明确地从“富民”到“富国”的思想。“上下”即君王和百姓能够“俱富”，百姓之间更能够“俱富”了，这是圣王之治，“是知国计之极也”，就是懂得治国大计的最高道理。尽管荀子主张礼治，承认尊卑贵贱之别，但他的理想却是“天下莫不平均”的公平公正社会。此“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即是荀子礼法的大纲要领。《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独荀子，孔、孟、墨、老、庄等诸子皆然。他们是时代的，又是超时代的；
他们的思想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这是古代圣哲至为高明处。当然，思想和学术的这种贯通性，根源在于中国历史是连续的，中华文明是绵延的，有革新，但没有断裂，更没有断绝。这就使得我们与古代圣哲之间，文化一脉相承，尽管时代不同，思想却是古今贯通的。

2.关于群学的研究方法

学科之为学科，除了看研究对象之外，就要看研究方法了。对于荀子群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早有论断。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兹教授肯定荀子在儒家学派中是“最富于‘社会学色彩的’”。他认为荀子是“以自然的实证化技术为导向的思想范式。”“荀子的科学是完全以对于自然所作的具体观察为基础的，不过是依照自然自发呈现在日常经验中的样子进行观察而已。”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著称于世的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甚至认为，作为科学方法的先驱，“荀子的观点也许是过于实证化和技术化了”。

对于群学的功用，严复早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就指出，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约其所论，其节目枝条，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严复明确认为，西方社会学与群学的功用都是“发挥修齐治平之事”。而在诸种学问中，“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兴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在中国学术史上，群学的修齐治平之功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尽管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功用相同，但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的群学精义是中华民族之所以繁盛强大的基因，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的密码，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不竭的思想之源。更由于中国学术历来具有的经世济用传统，群学实际发挥的作用是西方社会学望尘莫及的。

食蚁兽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主要栖息于草地、落叶林和雨林地区。严格地说，食蚁兽并没有“大鼻子”，它们头部又尖又长的部分其实是吻部。食蚁兽的嘴像管子一样，长长的舌头还可以自由伸缩，这些都是为了可以轻松地舐食白蚁或蚂蚁。

或许是受到孔德所谓“人类进步三阶段法则”——神学—哲学—(实证)科学的影响，一些人相信只有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才可能诞生社会学，因而不承认荀子的实证方法，进而否定荀子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其实，孔德的“三阶段法则”是进化主义的，也像其他进化主义观点一样是较为粗糙的。在神学阶段，科学不可能连点萌芽都没有，哲学阶段的科学不可能毫无发展，有“形而上”(哲学)必有“形而下”(科学)，二者是相伴而生的，不具有绝对的即进化主义意义上的“阶段性”。

何况孔德自己承认他的“三阶段法则”只是“欧洲文明所经历的”。可是，既然自知只是“欧洲文明所经历的”，为什么竟号称“人类进步法则”呢？这是活脱脱的欧洲“正统论”心态——欧洲就是世界。作为中华文明之子的我们，不能无视中西两大文明发展脉络的不同，更不能轻信所谓欧洲文明是“正统”“主流”、具有唯一的“普遍性”的偏见。曾任哈佛大学考古系主任的张光直指出，在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居于主流地位、更具有普遍性。他强调:“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
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对社会的认识是主要的，社会科学的出现并不一定完全依赖自然科学，当然也不是只能出现在自然科学之后。

退一步看，自然科学的出现，在中国未必远在神学和哲学两大“阶段”之后。21世纪初发掘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距今8000年前中国先人已经会栽种水稻、做独木舟、熬制中草药。如果没有一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可能做到吗？发展到战国时期，已经有相当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足以令世人惊叹。战国时已开始修筑的长城，以火为信号，证明先人们已经懂得光的传播速度快于声速。即使当时不能准确测定光速和声速，那这种关于“光”和“声”的知识，关于“光”与“火”的区别，关于“火”不仅有热能，还有光能的知识，难道是宗教、是哲学，而不是科学？秦时修建的郑国渠、都江堰至今仍惠泽一方。能完成如此奇伟的工程，必须具备相当丰富的地理学、测绘学、力学、化学、水利学、气象学、农学知识，难道这些也都是宗教、是哲学？

再看社会科学领域，且不说被世界誉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比欧洲的军事学鼻祖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早了约2300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师培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证明，即使按照西方划分学科的标准，中国在战国时期也至少有16个社会科学学科。非常重视人际和社会关系的中国，诞生自己的社会学，可谓天经地义，何怪之有？

这里的症结正在于西方的学科划分标准。其实它有两个理论前提：一是进化主义的阶段论，二是西方文明正统论。孔德的宗教—哲学—(实证)科学“三阶段法则”正是建立在这两个理论前提之上。据此，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学术，只能被笼而统之地称为哲学。那时的社会思想只能属于哲学，不是社会学。诸子百家做了许多经验研究、政策研究，墨家早就发明了许多工程技术，这哪里都是哲学？西方一些学者例如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不是不承认中国古代有哲学吗？怎么现在一些人又能把春秋战国时期的所有知识、所有学问都归为哲学呢？这不矛盾吗？要想不相互矛盾，就要认识到知识发展的阶段不是那么绝对的，科学的出现也有一个长期孕育、萌发、形成、成型、成熟的过程，神学、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在历史上是非常复杂的。“进化论”“正统论”只能扭曲、不能正确地解释这种关系。既然如此，那到底能摆出什么像样的事实证明战国时期就连早期形态的社会学也不可能产生呢？

如果不把西方学术发展过程当作唯一的正统、唯一的标准，而是略微尊重一下中国学术发展的正当性和独立性，那就不难明白，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世所罕见的百家争鸣，并非就一点科学成分也产生不了。中国那么先进的农业文明，那么超前的科学技术，那么宏伟的工程建设，却偏偏不论多么初期的社会科学，都不可能产生？难道社会学偏偏不能产生在高度重视社会关系的中国，不能产生在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最悠久的中国社会，却只可能产生在重视自然世界、更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欧洲吗？

宗教、哲学和科学，确实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发展程度是不同的，但它们至少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绝对地前后取代的关系。事实上，近代科学兴起以后，宗教和哲学也并没有终结或消亡，同样，在宗教和哲学兴起之时，科学也已经在萌生、在形成。宗教、哲学和科学，不是进化主义意义上的三个绝然先后替代的“阶段”，而是人类认知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笔者早年就研究过“社会认识系统”，把人的认知方式划分为七种——日常的、科学的、技术的、艺术的、价值的、宗教的、哲学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根本上是在于主客观结构的不同，它们之间其实是相互补充的，共同组成了人的认知系统，从而使人们得以用一个复杂的认知系统去应对人类面对的复杂的对象世界。否则，人类何以能够成为主体，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依这个认知系统论，而不是单线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宗教、哲学和科学之间，只不过它们各自发展的条件不同，因而兴起的过程不同而已。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既没有“宗教”之名，也没有“哲学”之名，当代仍有西方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看来，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只要我们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这套概念、这种标准，那么，就必须承认中国历史上一片空白、一概虚无，中国学术根本缺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反之，只要不把西方划分学科的标准奉为圭臬，多少还能接受张光直关于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中华文明居于主流地位、更具普遍性的论断，那么，承认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由荀子创立了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再说，即使是通行于西方的社会学定义也大都强调这个学科是“综合地”研究社会整体的，就此而言，群学在方法上要比许多西方社会学学派更加具有“综合性”。西方之“学”，倾向于用一个个专门视角和方法，分别地去面对一部分一部分、一层次一层次的“学科对象”。中国之“学”总是倾向于把各种知识、各种方法综合起来，以综合知识应对社会整体。换言之，群学设定的研究视角是整体的，“学”本身是综合的。在研究方法上，中西社会学的区别，有点像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讲究综合论治、辨证施治，不像西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方法上的区别，不论孰优孰劣，它根本就不能作为否认群学是社会学的理由。

3.群学概念体系是证明群学存在性的确凿证据

对于群学就是社会学的证明，并不限于学科定义(研究对象和方法)之异同。《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梳理出了群学概念体系，概念体系就是基本的话语体系，据此可以进一步证明群学就是社会学。

群学概念体系包括4个基础性概念和30个基本概念，在群、伦、仁、中庸这四个基础性概念之上，以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为主线，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层面，逐次展开基本概念的关系结构。这些基础性概念和基本概念在形式上与西方社会学明显不同，有的甚至不易对译，但其内涵大多却是相当一致的，即使有区别也是可以沟通的。基础性概念和基本概念内涵相同或相近，则是证明群学就是社会学的确凿证据。

在合群/修身层面的基本概念是：身、己、性、气、心态、社与会、天、自然。这些概念与西方社会学个人社会化的相关概念基本一致。西方社会学也讲身体、自我、性情，也研究社会心理，至于气、天以及自然等概念，中西之间有很大区别，但都是可以相互理解、相互补充的。

群学的创立是战国末期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合群性在文明社会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表现，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发展高峰的学术硕果，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的伟大结晶。只要我们知晓春秋战国社会剧变、中国特有的士阶层的崛起、世界历史上独有的长达几百年的百家争鸣，以及作为群学天赐圣地稷下学宫的盛况，就可以确知荀子创立群学的客观条件是无比优越的。对于这些条件，我们在《中国社会学史》第1卷中已经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些客观条件与群学创立的内在关联？

在善群/治国层面的基本概念是：国与民、国土、士、王道与霸道、贤与能、科举、公与私、秩序、位育。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制度机制和治国方略有明显差异，但这只能影响学科特点，并不决定学科性质。因为不论群学还是西方社会学在善群/治国层面，所研究的基本关系都是个人、家庭与国家的权利和责任等关系，所处理的基本问题都是如何建立制度、调节利益、解决矛盾，以达到社会有序和国家安宁。因此，善群层次的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制度以及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也是基本一致的。不管是否称为“王道”或者“霸道”，总须有个治理之道；
不论如何划定“公域”“私域”，总得处理公私关系；
即使定义“贤”“能”标准不同，但总须有个选评、升降、奖惩制度。所以，群学与社会学不论表述形式如何不同，学科性质、职能和作用并无不同。

在乐群/平天下层面的基本概念是：天下、势、变、和合、多元一体、大同。如前三个层次一样，乐群层次的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理想的相关概念，尽管用词不同，表达形式不同，含义则相同或相近，即使有所不同，也是不仅可以沟通，还可以互补的。

从以上四个层面看，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概念体系上的区别，只是“外在的真”，二者的一致性才是“内在的真”。“面对不同的概念体系，最好的办法是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研究、相互吸收，最终达到会通的目的，这是学术的繁荣之道。”

更何况群学的宗旨、要义和功用，完全可以证实以上诸位的高见。从群学元典的宗旨看，不能只见到荀子在《非十二子》一篇中尖锐地批评了孟子及其他各派代表人物，就以为荀子只是志在人性、天人、礼法、名实等问题上与诸子辩论，其实荀子立意极为高远。他站在战国末期中国学术的峰巅，回眸三代以来的历史，总结春秋以来五百年的战乱，为了将来的长治久安，创造性地提出了由乱到治的根本大计，以至于到了清代末年谭嗣同从批判的角度感叹，秦汉以降“二千年之学，荀学也”。荀学指出，动乱之源在争斗，使群之策在明分，治理之本在礼义，至平大治在和一，“群居和一”是社会秩序的理想目标。一言以蔽之，群学的中心关切是重建秩序。这与西方社会学毫无二致。孔德生于1798年，“法国大革命”前后几百年间，也是欧洲历史上发生深刻巨变、思想激荡的时期，革命与保皇、进步与复辟、自由与专制，几经反复，各种政治势力生死搏斗，无数思想学说激烈交锋。仅在孔德生活的几十年间，就“经历了7个政权、无数的暴乱、骚动、人民起义。在50余年里，法兰西几乎处于不停的动乱之中，相对稳定时期很少。——这一时期的法兰西不仅是混乱和动荡的温床，也不可争辩地是欧洲科学发展的中心”。不仅是法国，整个欧洲的核心关切都是重建秩序，这与中国战国末期何其相似。作为法兰西之子的孔德创立社会学，其主题当然也就是“秩序与进步”。荀子与孔德，虽然所处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们所回答的时代之问相同，因而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宗旨相同。

4.群学元典的命题体系是证明群学存在性的充分证据

群学命题体系是在群学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判断，由命题组成的命题体系可以充分地表达群学的宗旨、要义和功用。从这三方面看，《荀子》一书作为群学元典，为中国古典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了范本。该书的内容，可以证明本杰明·史华兹所说荀子是“最富于‘社会学色彩的’”并不虚妄。尽管受西方近代学科划分模式的影响，以往国内学术界大多将该书划归为哲学一类，但著名哲学家牟钟鉴先生最近鲜明地提出“我们要为荀子正名”，中肯地指出荀子“首创了中国社会学”，他新著《荀学新论》的“目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考察荀学及其当代价值”。著名文化学者王蒙先生的新著将他多年读《荀子》的心得名为《治国平天下》，是为了突出荀学的重点并不是关于性善性恶的抽象思辨，而是关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实实在在的学问。这个发现，使这位作家“痛感需要看重，再看重，多多看重荀子”。在笔者看来，这些真知灼见实际上纠正了以往荀学研究的偏谬。就连哲学家也肯定荀子“首创了中国社会学”,社会学者除非能拿出理由，否则为什么非要固守将群学划归为哲学的旧观念呢？就连作家都“痛感需要看重”荀子，社会学者除非能拿出理由否则为什么非要说群学只是“社会思想”够不上“社会学”呢？就连外国著名学者都承认荀子是“最富于‘社会学色彩的’”，中国社会学者除非能拿出理由否则为什么非要不予承认呢？

薛松辉(1973—)，男，浙江金华人，高级引航员，研究方向为航海技术。E-mail:xuesonghui@sh-pilots.com.cn

自然语言中的单独词项都不是真值表达式，那么弗雷格所说的真值表达式到底是什么呢？真值表达式是弗雷格对自然语句进行改造后得到的表达式，改造的方法是剥夺自然语句的判断力，使之变成一个纯粹只有指称功能的表达式。弗雷格规定，如果某个自然语句是真（假）的，那么与之相对应的真值表达式就指称真（假）。例如，在自然语言中，“2+2=4”是一个具有判断力的语句，但在弗雷格那里，“2+2=4”被剥夺判断力而退化为一个真值表达式，因为作为自然语句的“2+2=4”是真的，所以弗雷格通过去判断力得到的真值表达式“2+2=4”指称真。

从群学命题体系的要义和功用看，《荀子》一书从《劝学》篇、《修身》篇开始，首先阐述了合群的前提和根基。“合群”是群学的第一公理。荀子从社会性的高度出发讲人、讲群，讲人的 “合群性”，认为人的合群性主要是后天习得的，来自教育，端在修身。《劝学篇》第一段话就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吴国、越国、夷族、貉族的孩子，生下来哭声相同，长大了习俗相异，这是后天教育不同的结果。而所谓教育就是要学习礼义，对人来说，没有礼义就不成其为人，“人无礼则不生”，这是修身的根本。

《荀子》由合群而讲到能群。《王制》篇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讲能群强调“明分”和“礼义”的重要性。人“不可少顷舍礼义”，对这个核心思想，荀子从各个角度、多个层次反复强调和论证。就在这段话的结尾，荀子提出了“善群”概念。“君者，善群也。”所谓君，就是善于把人组织成群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善群”，都可以“善群”。“礼义者，治之始也”，“始”即治国的“本源”。在《荀子》一书中，善群的命题大多包含在从《王制》到《强国》的篇章中。《天论》以后的篇章则进一步勾画了乐群的理想。荀子独创了“天人相分”命题，表现出对人类的理性能力充满了信心，从而能够早在战国末期就提出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命题，勾画了“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的乐群境界。

这样，《荀子》一书就明确地以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为核心要义，同时也作为主线贯穿于群学元典的始终。循着这条主线，《荀子》一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平台，将群学概念体系转化为命题体系，从而将命题体系展开为合群(修身)、能群(齐家)、善群(治国)、乐群(平天下)四个层面。

近年来，在我国各地多个城市都有受到暴雨侵袭而引发洪涝灾害的现象出现，特别是在夏季汛期，个别城市多次出现了严重洪涝，每当有大雨来袭，城市便会成为一片汪洋。在一些以往洪涝灾害并不严重的地区，这些年的防洪排涝工作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洪涝灾害给城市居民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城市经济建设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有一定的危害。加强防洪排涝工作已经刻不容缓，成为了近年来城市建设面临的一大难关，亟需得到解决。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是针对现代环境中防洪工作的一门信息化防洪技术，在资源管理和环境治理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所具有的这种连续的层次性，酷似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所说的“连续统”。他在谈到西方社会学研究层次的连续性时，将从个人、互动，到群体、组织，再到社会和世界体系，称为“连续统”。其实，不论是主张连续层次还是非连续层次，也不论是瑞泽尔还是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社会学理论著作，所设定的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整体对象一般也都有这样从微观到宏观的层次性。

显而易见，与《论语》和《孟子》的篇章结构多以开头一词为篇目名称不同，《荀子》一书的内容层次，从《劝学》《修身》到《不苟》，基本讲的是合群/修身，相当于西方社会学的个人社会化；
从《荣辱》到《儒效》，主要讲的是能群/齐家，相当于西方社会学的群体和组织层面；
从《王制》《富国》《议兵》到《强国》，大量讲的是善群/治国，相当于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
从《天论》到《乐论》，大致讲的是乐群/平天下，相当于西方社会学讲的良好秩序和社会理想。《解蔽》篇以后，大致讲的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可见群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基本结构、论述层次和基本命题惊人地相似。

诚然，群学不像西方社会学那样，把对“社会是什么”的描述，与应该怎么办的行动实践决然分开，也不区分什么“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但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这一区别，并没有妨碍严复做出群学就是社会学的判断。毋宁说，不机械地划分“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而是将二者统一起来，正是群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中，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既是社会关系和状态，回答社会是什么的问题，也包含行动和实践，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社会静力学与动力学的统一，这是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特质和传统。

也许有人会对这两位著名学者的评论感到惊奇——距今2200多年前的荀子怎么可能会做实证研究？其实，了解一下中外学术史就会知道，“实证主义”出现较晚，但实证研究早就有了。不过使用的技术性方法可能不同，而且荀子使用的方法名称也与西方不同，荀子叫作“稽考”“参验”，意思与“实证”基本相同。何况今天的社会学方法已经发展得丰富多样了，既有实证的，也有非实证的；
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质性方法。就此而言，甚至可以说，荀子群学在研究方法上，比起西方的解释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等可能更具实证性。

由以上辨析可知，群学与西方社会学既然问题意识“正同”(梁启超语)、基本概念“暗合”(严复语)、研究方法和论证方式相似，那它们就是可以兼容的、能够会通的，二者不是取代与被取代、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总之，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关注的主题相同，想要解决的问题相似，表达出的意思相同或相似。虽然使用的语言不同，但是学科内容、学科功能、学科作用都是一样的。再也没有比“办相同或相似的事”“说相同或相似含义的话”“发挥相同或相似的功用”更能证明二者是同一个学科了，其他任何区别都不可能成为否定二者是同一个学科的证据。

我们论证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不只是为了解决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为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因为群学元典命题体系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范本，尽管荀子创立群学距今已逾2200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却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主要角色为在室外场景的虚拟引导角色，用户在系统中通过跟随角色的行进路线，对整个室外环境漫游。角色的整体风格为卡通型玩偶，其主要作用为在室外场景中对整个系统进行引导和介绍，在每个关键点触发一定的行为来提供选择，对客户自主控制漫游进行必要的辅助。

1.群学基本概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了直接可用的珍贵资源

工业控制系统应用空间相对封闭，在设计之初很少考虑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系统的开放，系统漏洞不断涌现，黑客极有可能通过这些漏洞发起对工业控制系统有针对性的攻击。2016年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工业互联网安全论坛中提到：“2000年至2016年间已发现1 552个工业控制软硬件设备漏洞，涉及123家工控厂商，其中516个没有被修复”。工业控制系统的漏洞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如何解决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工控企业面临的严峻挑战。2012—2014年统计的漏洞报告和涉及的工控产品见表1所列。

群学基本概念既是历史的又是活在当下的。2017年我们出版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梳理出了群学概念体系，从中可以看到，群学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在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流传延续，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知识体系，既存在于学术语言中，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像群、伦、仁、中庸，在各个朝代都是基础性概念；
家、宗族、孝、义、利、信、贤与能、公与私、身与心、天与道、社与会等等一直贯通古今，基本含义没有什么改变；
有些概念像礼、天下、王道、霸道等，虽然具体所指有所变化，但仍然保持了连贯性；
小康、大同等概念虽然被赋予了许多新含义，但却一直在使用，并且很容易理解。至于很多命题，则演变成为日常语汇和成语，为世世代代人们所喜闻乐见。例如，“四海一家”“群居和一”“选贤任能”“诚信为本”“锲而不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公生明，偏生暗”等等，皆出自《荀子》，不论是否读过原著，很多人已经对此娴熟于心了，以至于并没注意它们是直接来自荀子群学的命题。

实际上，人类文明不论是发生源头还是发展路径都是多元的，现代性也是多元的。正如笔者在1999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一文中所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三者在时空中的压缩与聚汇。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代替一个、一个否定一个的单线进化论关系，而是呈现为一种复杂的时空结构、一种超越进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现代性’史观”也被超越了，再拿它来否定群学就是社会学，也就不足为据了。

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必须有历史眼光、历史逻辑、历史方法、历史精神。一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其学术不可能有厚重的历史感；
那种文明中绝的国家，也不可能真正体会文化连续性的意义和价值。像中国这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而且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国家，再如何现代化也不可能脱离历史根基，再激进也不可能割断历史联系。恰恰相反，只有自觉地树立历史意识，将现代科学方法与历史、与人文、与国情结合起来，才可能对中国社会做出贴切的、深刻的解释。

2.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奠定了贯通古今的思想基础

面对中国如此悠远的历史、如此庞大的社会、如此灿烂的文明、如此复杂的因果关系，西方社会学可以从某个角度、某个断面、某些点位给出解释，有些还很独到、形式很规范、细节很精致，但是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甚至所能提出的问题也只能涉及有限的时域、局部的场景，最为著名的“韦伯问题”“李约瑟问题”也只涉及几百年历史。在此之前几千年，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中国的社会治理都是更为出色的，这些远非西方社会学所能涵盖，更遑论给出像样的解释；
至于在此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何以能够快速发展、中国社会何以能够稳定有序、中国文化何以能够再放异彩、中华民族何以能够实现伟大复兴，更难指望西方社会学做出像当年解释西方世界崛起那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

当然，对于西方社会学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我们的启发，我们应该尊重、学习和吸收。但是，与此同时，也应更加重视本土的学术成果，我们的历代先贤依靠中国智慧，运用中国概念，基于亲身观察、体验和思考得到的命题和理论，可能更接地气，更有说服力。群学就是能够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给出整体的、系统的解释的学术瑰宝之一。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之学，其本身是从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对于中国的事情更能窥其堂奥。俗话说，原汤化原食，本土理论的解释力也就更强。我们寻根溯源，方能知其本义。

不论是盛世还是乱世、对内还是对外、上层还是下层，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是一直贯通的，并不是今天要搞现代化，就不需要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了。恰恰相反，越是现代化，个人越是自主，越是所谓“原子化”，越需要分工，越是分工就越需要合作、越要求合群，作为群学第一原理的合群就依然有效。不论家庭如何小型化，不论社会流动性多大，不论是网络社会还是信息社会，人们之间总需要社会联结，总需要能群，而且能群的力度会更强，作为群学第二原理的能群也依然有效。中国自古以来家国一体，礼法并用，王霸杂之，既没有神权的绝对统治，也没有神权和王权的对立，天道、王道与人道都归于“仁”，天、地、人三才并立且相通。群学自始至终都是以人为中心，家事、国事、天下事皆以“人事”而相连接。这就使得中国的治国之道、天下之道，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为基础，又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环环相扣，具有独具特色的整合—贯通逻辑。所以，作为群学第三原理的善群和第四原理的乐群，在现代化时代也都是有效的。

这四个原理蕴含着群学的根本价值——正如严复所言，群学“以明治乱兴衰之由”，而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操其本”就是能够从根本上予以说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解释“密码”。对于严复确认群学就是中国社会学，费孝通先生极为称赞说：“不能不承认严氏的远见超群。《群学》成为中国改革的启蒙也是社会学的光荣”。

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之所以必须走古今贯通之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延续而不是断绝中华文明的根脉，必须以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为基础而不是抛弃古代文明。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的继续和发扬，绝不是中华文明的断绝和结束。中华文明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我们面前的必答题，就是如何在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过程中保存、延续和发扬形成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华文明，如何将强势传入的西方社会学与中国古典社会学即群学实现中西会通，致力于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特色社会学。古今贯通，这不是个人的学术偏好，而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3.群学元典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了中西社会学会通的宝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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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学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应该并且可能实现会通。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迄今120多年的历史表明：第一，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并不能取代群学基本概念，并不会因为要搞现代化，群学概念就要被抛弃；
第二，群学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不仅可以会通，而且只有会通，才更接地气、更有解释力；
第三，只有实现群学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的会通，才可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

荀子创立群学的基本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他之所以能在百家争鸣中创立群学，关键在于他完成了理论“大综合”。而实现理论“大综合”靠的是“解蔽”方法论，难怪康有为、谭嗣同、蔡元培、潘菽、潘光旦都对此高度重视并继承发挥。“解蔽”方法论认为，以往我们接受的成见很可能充当我们探索新知的蔽障。显然，如果相信孔德创立社会学的唯一性，那就难以接受荀子早于孔德两千多年前就能创立群学这个历史事实；
如果信奉西方所谓划分学科的标准，用它来衡量群学，那也难以看到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学科性质上的一致性；
如果追随西方关于孔德之后才能叫“社会学”，此前只能叫“社会思想”的“定论”，那中国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关于社会的学说就都算不上“社会学”，只能是“社会思想”。总之，只要被西方中心主义所“蔽”，中国只能什么学科也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则空空如也！此类先入之见，荒谬至极。果真孔德1838年提出“社会学”之名以后的才算“社会学”，之前的只能算是“社会思想”的话，那岂不是必须从社会学中把“社会思想”决然排斥于门外，那“社会学”岂不成了没有思想的学科？“社会学”与“社会思想”本来就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交叉和重合的概念，何以能够成为划定学科与非学科的界限？

中国传统学术不主张把完整的本来相互联系的知识区隔得沟壑纵横，而是强调整体性联系，提倡融会贯通。这在康有为概括为“去界”说，在谭嗣同称为“道通为一”，在蔡元培则提倡“兼容并包”，都与荀子“解蔽”方法论一脉相承。

放眼望去，一个不自信的学科，才会有强烈的边界意识，才会忌惮其他学科侵入自己的领域，自己也不敢闯入别的学科的领域。强大的、成熟的学科不但欢迎其他学科来研究自己领域的问题，自己也敢于去涉足其他学科的传统领地。在今天，经济学就是如此，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社会学的传统领域它想进入就进入，无所顾忌；
同样，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曾入选经济学奖候选人。哲学、史学、文学这些成熟学科也都对所谓学科边界不敏感，对跨越边界习以为常。费孝通先生晚年号召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和崛起的必然要求。费老所论实为高瞻远瞩之见，亦可视为对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遗训。

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前夕，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预言，21世纪将是“全世界的战国时代”；
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也预言将发生“世界性百家争鸣”。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全盛中的全盛”时代，群学作为这一时代的学术硕果之一，是荀子集百家之大成的大综合、大创新。在新的“全世界的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学也唯有大综合、大创新，才能产生不负时代的学术成果，才能崛起于世界。

回顾自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的140年，中国经历了数不清的争论、实验、内战、内斗、挫折、失败。经过这个与春秋战国时期相类似的艰难探索过程，中国终于找到了实现伟大复兴之路。中西会通的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又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180多年间所有参与引介、借鉴、学习、吸收西方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的学者，不论他们持何种观点、立场，做了何种工作和贡献，都是为争取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参与者、贡献者，观点正确者提出了正面经验和结论，观点错误者提供了反面经验和教训，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看待历史，以理性的精神总结历史得失。

尽管群学创立2200多年来，它的一些受历史局限的内容难免被时代的风雨冲刷掉，但是作为其内核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理论却淬炼成金、历久弥新，到今天对于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社会学欲要实现崛起，必须先立其史。何况我们有悠久的中华文明，更何况中华文明不仅历史上就很优越，而且只要发挥其精华，就可以回答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新问题。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在战国末期的百家争鸣中诞生了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在21世纪“世界性百家争鸣”中也必将迎来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荀子群学作为百家争鸣的硕果，是中国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开端”。我们把中国社会学的源头追溯到荀子群学，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社会学的悠久传统，以史为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适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难得历史机遇，群学必能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崛起过程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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