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变动引致薪酬性别响应的异质性分析——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时间：2023-11-03 19:45:02 来源：小苹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徐 雷，李军艳，谢明星
(1.湖南工商大学 经贸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2.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3.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尽管在教育性别平等化的趋势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提升，但在工资收入、职业发展等方面，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虽然女性与男性在市场工作时间方面不相上下，但女性参与家庭照料的时间比男性要明显高出许多。此外，从两性工资水平的长时段比较来看，女性的年平均工资水平占到男性的70.2%。受人口增长过快会抑制经济增长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由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计划生育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政策。为适应人口均衡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国家对生育政策先后进行了数次的调整和变动。国家逐渐放宽生育限制，会给劳动力市场中的用人单位传递出可能要为女性员工承担更多生产经营成本的信号。尽管不同性别在劳动力市场中应当拥有较为近似的工资报酬决定机制，但受到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影响，用人单位出于节省开支的考虑，也可能通过工作岗位的优化设置、薪酬等级的重新调整等方式给女性职工带来潜在的工作压力。因此无论是在薪酬待遇、岗位晋升还是职业培训等方面，都可能出现由于生育而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现象。
生育政策是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育政策的变动不仅会引起人口数量的变化，也会引发人口内部结构和人口质量的变动。生育政策变动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主体和微观家庭的行为决策，是否会进一步对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性别的薪酬水平产生影响？鉴于此，基于多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生育政策变动引致薪酬性别响应的异质性，并就其可能的内在机理进行探究。在客观评价和辩证看待生育政策变动引致薪酬性别响应异质性的同时，有助于为进一步完善优化生育相关配套支持政策措施提供有益的参考。
伴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生育是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生育使得女性在事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面临着矛盾，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张力使得女性相较于男性面临诸多挑战。生育政策变动引致的薪酬性别响应与生育代价的付出密切相关。女性可能由于生育需要临时中断工作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即便女性生育后能够重返职场，就业状态的不连续性以及时间投入的不稳定性，也可能对女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造成障碍。随着市场化改革，生育子女的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女性因生育所受的影响日渐凸显。尽管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但性别分工导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男性，这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性别工资差异依旧是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养育子女可能造成女性的职业上升空间有限、经济能力提升受限，因此女性对于自身职业发展的预期往往低于男性。部分女性也会倾向于减少自身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的贬损不利于其薪酬水平的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
生育对男性的薪酬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部分女性薪酬水平的影响往往更加明显，因此生育政策变动所引致的薪酬性别响应可能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从性别劳动分工的视角出发，生育政策变动引致薪酬性别响应的异质性一方面源于生育行为对部分女性市场劳动时间的占用，另一方面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养育子女的显性和隐性成本的上升，两性之间可能建立起更加明确的家庭内部分工。生育之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促使女性往往将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家庭生活中。养育子女和家庭劳动在挤占女性有酬工作时间的同时，也不利于女性人力资本的持续性累积，进而影响其劳动生产率和工作表现。父亲身份有可能强化男性赚钱养家的责任感，使得男性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从补偿性差异的视角出发，为了平衡工作和家庭，部分女性往往倾向于从事时间相对灵活、通勤便捷、薪酬水平也相对低的“母职友好型”工作。伴随着工作经验、职业技能的提升，承担父职的男性有可能获得薪酬相对更高的工作岗位。此外，个体依据自身特征而选择不同的职业类别，不同职业的薪资水平和工作条件也存在诸多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提出：
为平衡工作和家庭，部分女性在生育后倾向于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家务时间，但非正规就业形态也缺乏充分的社会保障，这都使得部分女性的薪酬水平受到明显影响。
(一)模型设计
为适应人口均衡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国家分步骤、有条件地放开生育权利。2016年1月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即所有夫妻均可生育两个孩子。在生育政策变动的过程中，两性薪酬水平的变化主要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随时间推移形成的时间效应，另一部分是由生育政策变动引发的政策效应。将时间效应和政策效应区分开，消除非政策因素的干扰，科学评判生育政策变动对薪酬性别响应的异质性，将生育政策变动视为外生于薪酬水平的准自然实验，借助多时点双重差分法(DID)进行估计。考虑到生育政策变动是针对不同目标对象逐步实施的，以目标对象是否响应生育政策变动即是否发生再生育行为作为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依据。对于目标对象为自己和配偶均为独生子女的，将2012年之前子女数量为1，2012年及之后子女数量为2的视为处理组，政策冲击年份为2012年；
对于目标对象为自己和配偶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将2014年之前子女数量为1，2014年及之后子女数量为2的视为处理组，政策冲击年份为2014年；
对于目标对象为自己和配偶均不是独生子女的，将2016年之前子女数量为1，2016年及之后子女数量为2的视为处理组，政策冲击年份为2016年。对于所有目标对象，在样本考察期内子女数量一直为1的均为对照组。由于需要比较生育政策变动下男性和女性薪酬响应的差异，分别构建男性和女性的多时点DID的基准回归模型，具体表达形式设定如下：
ln=++++
+
(1)
ln=+++
++
(2)
ln为被解释变量，即薪酬水平，为第个个体，为第年，为控制变量，为个体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误差项。估计系数、分别度量了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男性、女性与未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男性、女性的薪酬水平在政策变动前后的平均差异。
(二)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完成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该数据覆盖了全国25个省(区、市)，在全国层面具有代表性。该数据提供了较为详尽的年龄、性别、薪酬、教育、工作等基本个人信息，还包含了家庭成员的多类别信息，能够为本文的研究主题提供较为可靠的数据支撑。
(三)指标选取
在被解释变量中，选取每月工资性收入表示薪酬水平，为避免数值波动太大，对工资性收入(元)取对数。由于部分样本所填的工资性收入为0或者过低，根据各个地区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识别个体是否参与劳动，将工资性收入低于被访者所在地区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视为未参与劳动，反之视为参与劳动。为识别生育政策变动前后薪酬性别响应的变化，只保留2010-2018年中一直处于已婚状态的群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男性法定结婚年龄不得早于22周岁，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不得早于20周岁。并且考虑到45岁是一个很高的生育上限，在此仅保留22～45岁的样本。由于薪酬水平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关键解释变量外，还加入了与薪酬水平相关的控制变量：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雇主性质、健康状况、每周工作时间、父母最高学历、家庭收入水平、房产、社会保障、商业保险等指标。考虑了地区经济环境对薪酬水平的影响，控制了宏观经济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性别比、出生率。由于CFPS2020家庭数据库暂未公开，因此选取CFPS2010、CFPS2012、CFPS2014、CFPS2016、CFPS2018共计五期的追踪调查构成平衡面板数据。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表1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DID)的检验
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生育政策变动引致薪酬性别响应的异质性，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当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男性和女性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5、-0.058，均没有通过相应的显著性检验。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男性和女性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有所增加，但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从政策影响的平均值来看，相较于未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男性群体，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男性群体薪酬水平有所上升；
相较于未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女性群体，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女性群体薪酬水平有所下降，但统计上均不显著。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男性和女性控制变量的方向较为一致，且基本符合现实和预期。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薪酬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薪酬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有所增加。公有单位工作的群体较非公有单位就业群体的平均薪酬水平要略高一些。每周工作时间对薪酬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有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样本的薪酬水平高于没有社会保障、商业保险的群体。户口、健康状况、房产和父母最高学历对薪酬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在宏观变量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薪酬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为避免样本中存在薪酬变量的极端值，对薪酬指标在1%的水平上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结果显示，估计系数绝对值有所增加，但其显著性和符号方向没有发生变化，这也表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表2 生育政策变动引致薪酬性别响应的DID检验
(二)基于PSM-DID的检验
为缓解两组样本在趋势变动中随时间变化的系统性差异，增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可比性，采用PSM和DID相结合的方法，按照每个处理组的个体特征所生成的倾向得分数值构建相应的对照组，再进行双重差分回归。在满足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检验后，采用PSM-DID模型考察生育政策变动引致薪酬性别响应的异质性。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在5对1最近邻匹配法下，所得结果与上述多时点DID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男性和女性的PSM-DID回归系数值均不显著；
在其他匹配法下，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有微小差异，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
(三)异质性分析
由于生育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因个体特征、就业单位性质等因素而不同，基于总体层面的分析可能会掩盖薪酬分布上的差异。由生育政策变动引致的薪酬性别响应在不同群体间可能会有所差别，将采用多类型分组进行异质性比较分析。
表3 生育政策变动引致薪酬性别响应的PSM-DID检验
1.年龄的异质性。年龄是生育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分年龄段进行检验。表4中前4列展示了多时点DID的回归结果，22～35岁群体的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未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男性群体，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男性群体薪酬水平上升了8.4%，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相较于未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女性群体，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女性群体薪酬水平下降了9.5%，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生育政策变动对进行生育的男性和女性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对进行生育的男性薪酬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对进行生育的女性薪酬水平产生了抑制作用。对于36～45岁样本而言，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相较于未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群体，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群体薪酬水平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表4中的PSM-DID回归结果显示，与DID的回归结果相比较，PSM-DID的结果也基本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表4 生育政策变动引致不同年龄段薪酬性别响应的异质性
2.工作单位和就业模式的异质性。由于不同部门往往具有不同的薪酬待遇，将样本分为公有单位和非公有单位，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及团体组织视为公有单位，其他的视为非公有单位。在公有单位样本中，相较于未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群体，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群体薪酬水平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在非公有单位样本中，相较于未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男性群体，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男性群体的薪酬水平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相较于未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女性群体，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女性群体的薪酬水平下降了5.6%，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全职就业和零工就业两种模式。零工就业是高度自主性和灵活性下的自发选择，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调整工作时间。再从周工作时间、劳动合同和参保情况三个方面来区分全职就业和零工就业。将周工作时间低于40小时的视为零工就业。在周工作时间大于40小时的样本中，将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视为全职就业，反之视为零工就业。从回归结果来看，在零工就业样本中，相较于未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男性群体，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男性群体的薪酬水平上升了6.5%，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
相较于未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女性群体，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女性群体的薪酬水平下降了8.3%，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由于PSM-DID的估计结果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此不再展开分析。
表5 生育政策变动引致不同工作单位和就业模式薪酬性别响应的异质性
(四)作用机制检验
劳动力市场薪酬水平受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时间配置的影响，女性在工作之余仍会操持更多的家务劳动，并且生育行为会进一步加重女性的家庭负担，从生育、养育再到教育子女，女性因需要照顾家庭和抚养子女影响工作时间配置和工作投入度甚至长期中断工作。男性的工作时间基本上不会受生育子女的影响。接下来从投入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两个视角阐明生育政策变动对这部分女性薪酬响应的作用机制。表6的结果显示，从投入工作时间来看，与工作时间的交互项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这部分女性工作时间的减少，使得生育政策变动对其薪酬水平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从家务时间来看，与家务时间的交互项均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这部分女性的家务时间增多，使得生育政策变动对其薪酬水平产生抑制作用。
表6 生育政策变动引致女性薪酬响应的机制检验(一)
表7的结果显示，与社会保障的交互项均为正，且先后通过了5%、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女性，若拥有较为充分的社会保障，能够减弱生育政策变动对其薪酬水平的抑制作用。生育对女性的职业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缺乏充分社会保障的部分女性，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下，会加剧生育对其薪酬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也表明女性生育成本和儿童照料不能由女性个人承担，应通过完善社会支持政策给予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机会和条件。此外，以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稳健性检验指标，交互项也为正值，且具有较好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响应生育政策变动的女性如果拥有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弱生育政策变动对其薪酬水平的抑制作用。
表7 生育政策变动引致女性薪酬响应的机制检验(二)
基于2010-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法对生育政策变动引致薪酬性别响应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生育政策变动引致薪酬性别响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生育政策变动对男性薪酬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对在非公有单位就业、年龄低于35岁的青年女性薪酬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缺乏充分的社会保障、在时间和精力方面不能很好地平衡全职工作与家务劳动是生育政策变动影响部分女性薪酬的主要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第一，面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变动，应从制度设计层面更好地处理政府、用人单位和女性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在督促用人单位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应给予相关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通过实施税收减免和资金补贴等优惠政策，减轻用人单位因雇佣女性职工所带来的额外生产经营成本。在劳动力市场中营造生育友好型的文化氛围，积极推动用人单位将弹性上下班等灵活工作方式纳入集体合同和女性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为女性职工提供多元化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路径。
第二，面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变动，应借助更加具体化、差异化的生育支持措施，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的政策组合。政府部门在积极推行育儿补贴政策的同时，应结合不同人群的差异性特点进行分类施策，增强生育配套政策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前瞻性。通过拓宽就业不稳定群体参与社会保障的渠道，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并享受生育津贴，充分保障特定群体的生育权益。在经济支持方面，通过构建更加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缓解已婚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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