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结构、意义性消费与消费升级——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
时间：2023-11-04 18:35:02 来源：小苹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睿涵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我国现在正处于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一直是近年来社会与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人们对服务型与发展型消费表现出极大热情，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自2016年起持续低于30%，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21年天猫“双十一”购物节交易额达到5403亿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位头部带货主播在“双十一”预售当晚就创造了115亿元的成交额，这些证据似乎都说明了我国消费结构优化明显，居民消费意愿强。但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前一年仅增长8%，为历年最低，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出现负增长；
榨菜、方便面等廉价商品销量持续上升，主营廉价低质商品的拼购平台市值破万亿；
2021年天猫“双十一”的交易额增长率只有8.5%，与2020年相比下降了77.1%，这些现象似乎又是消费降级的有力证据。
判断消费升级与否的关键是找到能够合理度量消费等级的指标，现有研究多按照“物质-服务”或“生存-发展-享受”的路径分析居民消费结构伴随收入增长进行的变动，将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占比的上升作为我国消费升级的重要证据。黄隽和李翼恺（2018）根据我国2013-2016年宏观居民消费数据，发现我国服务性消费比重不断上升，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唐琦等（2018）计算并预测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认为城镇居民的消费会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型。这些研究都认为消费结构中高档次的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增多，可以证明我国正处于消费升级，但仅从消费结构的视角证明消费升级是有缺陷的。一方面，我国居民在收入增加后对健康、高档次的食品需求上升，抑制了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商品性消费占比上升，属于发展型消费的教育、医疗消费则越发表现出刚性，挤出其他发展型消费；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出现的新消费主义浪潮，收入增加和社媒泛化增强了居民对社会价值与主观感受的追求，同时具有生存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双重属性的奢侈消费品让商品性消费与服务性消费的界限逐渐模糊。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让仅从消费结构判断消费升级的方法具有局限性，不能很好反映真实的消费现状。
本文结合孙凤（2019）的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将各类消费分解成功能性消费与意义性消费两部分。功能性消费指物品使用价值的消费，满足人们功能性尤其是生存性的需要；
意义性消费指物品符号价值的消费，满足人们对社会认同与文化象征性的需要，意义性消费的增加显示了人们不满足于基本生存，愿意在该类消费上支付溢价来追求高档次消费品所蕴含的符号价值，优化了消费内容，而这也是消费升级最本质的特征。因此，本文将意义性消费占消费的比例作为衡量消费升级的重要指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与2016数据，计算居民各类消费中的功能性消费与意义性消费占比，分析我国的消费现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消费形式的框架，该框架关注到了具体消费内容的变化，与消费结构变动指标相比更贴近我国居民真实消费情况，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我国学者对消费升级的研究多从“生存-发展-享受”的路径出发将居民消费分类，通过ELES、AIDS、QUAIDS等模型计算各类消费的边际倾向与收入弹性，探讨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与变化特征。臧旭恒和孙文祥（2003）兼用AIDS和ELES模型分析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现两者都显著说明了我国居民的消费意愿正在向家庭耐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转移；
张颖熙（2014）模拟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服务消费需求弹性特征，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家庭在交通、医疗、文化娱乐领域的支出会明显增加；
唐琦等（2018）使用CHIP1995、2002、2013调查数据研究认为，城镇居民逐渐增加发展型消费，但居住消费比例不断上升对其他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韩凝春（2020）分析了20年间北京市的消费演化，发现北京市居民服务消费比重已超过50%。
随着研究深入，有学者发现仅从消费结构判定消费升级具有不严谨性，并尝试提出新的分析路径。薛军民和靳媚（2019）在研究上海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时发现2002-2013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上升与一般规律不符，用GM（1，1）模型重新测度消费趋势后，认为是对食物品质与多样性的需求抑制了恩格尔系数的降低；
石明明等（2019）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进行衡量；
刘向东（2020）和张福生（2020）将随收入变动的超额需求定义为非基础消费，通过非基础部分占比的提高说明消费升级。
总的来看，关于消费升级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大部分研究都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化衡量消费升级，这种方式忽略了商品性消费仍可提升消费品质，生存型消费也可能包含享受型消费，对消费品质的优化缺乏具体测度。本文按“商品-服务”分析路径计算各类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通过意义性消费占比量化了消费品质的提高，其中意义性消费品的商品品质远超基本生存所需，所以包含的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部分忽略不计。
在当前的消费形式下，通过商品性消费与服务性消费占比变动的方法判断消费升降级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首先，以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占比的视角分析消费升级已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人们对商品与服务质量的要求提高，我国居民尤其愿意为健康营养的高品质饮食大幅增加在食品上的支出，但作为商品性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消费的增加会挤出服务性消费，提高商品性消费占比，以消费内容优化为表现的消费升级在比例上却表现为降级。此外，属于服务性消费的医疗、教育、交通通讯消费近年来越来越表现出刚性需求，已逐渐成为家庭必要支出，对收入水平较低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尤为明显而降低消费率。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消费升级并不等于服务性消费占比的上升。其次，随着新消费主义浪潮席卷我国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动已不再是衡量消费升级的理想方式。欧阳鹏等（2021）认为，市场经济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当前主力消费者大多亲身经历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年，从商品种类匮乏到商品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物品供给的极大丰裕，消费者不再只考虑商品的物质属性，开始关心消费中的自我体验，重视精神上的满足感，在消费商品时消费品背后的符号意义已是效用增加的主要源泉，而非消费品本身。加尔布雷斯（1965）认为，在商品极大丰裕的社会，由物品符号价值带来的效用居于首位，而基于物品使用价值的效用则退位末节。越来越多追求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让传统意义上商品性与服务性消费的划分不再准确，如购买的奢侈品牌衣物在统计意义上属于商品性消费，但消费者愿意支付高昂的价格购买的是衣物附带的消费服务与社会认同（梁巧桥，2020）。同时，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证明了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受到所在社会群体的影响，尤其是高收入集团对低收入集团的示范效应。如今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与主流的自媒体加剧了这种影响，他们以碎片化又有冲击力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品质生活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居民的消费观念，这种观念传递带来的影响对不同消费群体是具有异质性的。对于高收入人群，观念的改变会带来消费内容的升级或增加享受型消费；
但对于低收入人群，不管是利用发达的网络借贷还是成熟的分期消费，再或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通过减少商品性消费来增加服务性消费，从而满足对符号意义与社会认同的追求，都与“商品-服务”路径下消费升级的定义不符。
因此，仅通过各类消费占比变动衡量消费升降级的方法有失偏颇，应该提出符合我国消费现状的衡量方法。根据鲍德里亚的理论，在社会消费结构中起到根本性支配作用的东西，就是由符号话语制造出来的暗示性的结构性意义与符号价值（张一兵，2008）。也就是说，现阶段居民在消费时更看中的不是商品的物质本身价值，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又得到社会共识的符号意义，本文由此将居民各类消费分为功能性消费与意义性消费两部分。功能性消费与收入无关，居民的这部分消费只为满足必要生活所需，追求物质价值；
意义性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意愿正相关，居民这部分消费是在追逐消费品蕴含的社会意义，满足自身对高档次、高品质商品所蕴含的价值符号的追求。为消除价格影响，本文最终选择用意义性消费占各类消费之比与服务性消费占总消费之比来衡量居民消费变动情况。
基于意义性消费占比与服务性消费占比的分析框架，本文得到四种推论：第一，意义性消费占比提高，服务性消费占比提高，属于典型的消费升级；
第二，意义性消费占比提高，服务性消费占比下降，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品牌意识逐渐增强时期。商品性消费中服务性消费比例增加，商品性消费与服务性消费没有完全区分开，市场总体处于消费升级阶段；
第三，意义性消费占比下降，服务性消费占比提高，这种情况要根据各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具体判断，但大多数情况是消费降级；
第四，意义性消费占比下降，服务性消费占比下降，属于典型的消费降级。
本文选择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模型）计算边际消费倾向和各类消费的收入弹性。ELES模型是对LES模型加入了消费-储蓄决策之后的拓展模型，该模型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代替支出，以边际消费倾向代替边际预算比，可以在未知价格的情况下计算出需求收入弹性。
假设家庭的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是线性的，功能性消费是与可支配收入无关的部分，意义性消费是与可支配收入正向变动的部分。对于i类消费：
上式中C指i类消费总额，pγ是这一类消费中功能性消费的部分，Y是家庭的可支配收入，∑pγ是全部消费类别的功能性消费总和，即消费总额中功能性消费部分，β是家庭对这一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系数，决定了家庭在这一消费部类的意义性消费意愿。整理可得：
根据E L E S模型，将计量模型设为：ε为随机扰动项。根据系数可以计算出每一类消费的弹性：
根据两侧同时对所有类别消费累加，可以得到各类消费的总的基本需求：。那么，对于i类消费：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通常情况下家庭是居民做出消费决策的最小单位，为追求样本丰富性与可信度，本文选择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与2016年数据，将居民消费分为食品消费、服装消费、居住消费、家庭用品与服务消费、医疗消费、交通与通讯消费、文教娱乐消费与其他消费八类开展研究，2010年包含样本14797个，2016年包含样本14019个。在经过剔除空白值、缩尾极端值，并以2010年为基年利用CPI指数对2016年数据进行去通胀处理后，得到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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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显示，从2010年到2016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65.77%，家庭总消费增长65.54%，家庭消费率从67.39%下降到67.28%。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消费意愿降低，储蓄意愿加强，这与近年来储蓄率的平稳上升相符。从商品性消费与服务性消费的角度，2010年服务性消费的比例达到了53.25%，但2016年服务性消费的比例下降到42.79%，这与消费性服务占比会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而增加的一般规律不符。具体分析各类消费可以看到，与2010年相比，2016年食品消费增长69%，居住消费增长376.93%，两者共同拉动了商品性消费占比的提高。这一证据体现家庭在可支配收入增加后，恩格尔系数存在不下降的可能，这说明我国居民已不满足于温饱，开始通过饮食差异追求符号价值与身份认同，与现有结论相符（丁菲、于冷，2016）；
期间全国平均商品房价格从5032元上升到7475元，居民居住负担大幅增加，对服务性消费的挤出效应明显，高房价通过预算约束效应抑制了消费升级。来自数据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通过商品性、服务性消费占比分析消费升级的方法已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支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同时这也为社会上热议的“消费降级”提供了一种解释。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整理后的数据进行ELES回归得到表2，β是各类消费的年度边际消费倾向。根据表2和表1计算得到表3消费收入弹性。根据表3结果，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三类消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属于高层次需求，但2010年至2016年间这三类消费支出占比下降8.41%，因此不管从服务性消费还是高层次消费的角度，均不能判断我国处于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需要进一步分析ELES回归结果。
表2 ELES模型回归结果
注：***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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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居民各类消费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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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计算得到2010年与2016年居民的功能性消费与意义性消费占比，见表4。总体来看，与2010年相比，2016年服务性消费占比下降，但意义性消费占比普遍上升，符合推论2：市场总体处于消费升级阶段，居民品牌意识上升，对商品意义价值的需求增加，但消费的商品性与服务性没有完全区分开，所以商品性消费占比上升。
表4 意义性消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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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4数据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各类消费均包含功能性与意义性的部分，服务性消费中意义性消费比例高，因而以服务性消费占比提高说明消费升级具有合理性。二是商品性消费中意义性消费比例增加，但总消费占比反超服务性消费，说明仅根据消费结构中服务性占比判断消费升级存在缺陷。商品性消费、服务性消费、总消费的意义性消费占比均增加，显示消费者已经开始追求商品档次与意义价值，满足自己高层次需求，因而采用意义性消费占比与消费结构变化作为衡量消费升级的分析框架具有合理性。三是商品性消费中各子类消费意义性部分均增加，说明我国居民对商品类消费的需求从基本生存向追求意义价值转变。尤其是食品消费，与2010年相比占总消费比例基本不变，但意义性消费比例大幅上升，进一步印证了食品消费的增加并不代表消费降级，而是居民普遍追求食品的差异化与满足感；
家庭耐用品、文教娱乐的意义性消费占比上升，说明消费者愿意为生活质量支付更高的溢价；
医疗保健中包含了医美消费，意义性占比的上升体现出消费者愿意为身体健康和个人容貌支付更高的溢价。从这些角度来看，我国处于消费升级之中。四是将视角转向交通与通讯和居住消费会发现，交通通讯意义性消费占比下降，说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交通支出已经逐渐转变为消费者生活中必需支出，交通通讯需求成为了基本需求；
居住消费的意义性消费占比上升，但总消费占比显著增加，说明居住消费的增加并不完全是居民在追求居住品质与便利支付溢价，更多的是抵御房价上升的被动支出，居住消费对其他消费的挤出作用增大，抑制了消费升级。
本文通过引入功能性消费与意义性消费的概念，构建了一个衡量消费升级的理论框架，克服仅通过消费结构变动判断消费升级的局限性，以期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居民消费变动的情况。本文采用CFPS2010与CFPS2016数据，通过服务性消费占总消费比例与每类消费中意义性消费占比两大指标，发现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比下降，但意义性消费占比普遍上升，在总体上属于消费升级。在具体研究各类消费时发现，造成服务性消费占比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居住消费对服务性消费的挤出效应和居民对高品质、差异化的食品需求增加，但各类消费中的意义性部分普遍上升，我国处于以消费内容优化为表现的消费升级状态。这一结论与多数文献对我国消费状况的判断相符，只是居民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增强是过程性的，现有统计中商品性消费与服务性消费没有完全区分开，因此造成服务性消费占比下降，形成消费降级的假象。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对我国未来的消费发展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政府应加大房价管控力度，坚持推进“房住不炒”。适当增加租房家庭的住房补贴，加强廉租房与保障性公租房建设，降低租房家庭居住成本。其次，统计部门需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调整数据统计口径，让统计数据真实反应居民消费现状，为消费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数据。最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形势要保持乐观，以消费促增长，增加货币流动速度，保证国内大循环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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