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产品效应研究

蒙英华 赵倩玉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201620)

作为移民大国，海外华人是中国联系国外的重要纽带，也是中国参与、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核心依靠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海外华人在祖籍国与住在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不同领域的学者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角度对海外华人的纽带作用展开研究，并出现大量从“华商网络”视角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文献(李胜生，2001)。

据联合国移民署发布的《2020世界移民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全球国际移民人数已达到2.72亿，远超1990年的1.53亿，且移民的主体为20～64岁处于工作年龄的移民(约占移民总数的74%)；
2019年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际移民来源国，居住于中国以外的移民人数达1070万。而回顾中国对外移民史，不同时期、不同来源地、不同移民身份，以及不同年龄结构的海外华人在住在国从事的经济活动往往差异很大。

不同国家移民政策以及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变化都将促使中国对外移民分布发生变化。近年来，发达国家逐步收紧移民政策，提高移民门槛，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国外投资及高端人才，实施了一系列吸引外来移民的优惠政策。当前中国正积极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寻找投资机会的对外移民也在不断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陆续成为中国移民的选择。因此，理清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具体机制显得十分迫切。

现有文献大多认同“信息成本”和“移民偏好”是移民网络促进国际贸易的主要机制。“信息成本”机制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跨国移民同时具备了住在国和母国大量的市场信息，因而可以起到提供商业信息、促成买卖双方匹配、降低贸易中的信息成本和促进国际贸易的作用(Rauch et al.，1998；
Rauch，1999；
Dunlevy et al.，1999)。在对11世纪地中海地区从事贸易的马格里布商人进行研究后，Greif(1989，1993)发现，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地区会在成员内部执行一种对违背契约的机会主义者实施制裁的方法，此时族群网络可以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生。从移民类型来看，直接从事商业活动的移民是发挥这一机制的主要力量。而从贸易产品的性质来看，差异化程度较大的产品产生的信息成本更高，这类产品往往也属于质量和价格较高的产品，因此移民网络针对这类产品所起到的降低信息成本的作用应该会更明显(Rauch et al.，1999)。Weidenbaum et al.(1996)和Hamilton(1996)认为，中国法律制度尚不完善是海外华商网络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蒙英华等(2009)从新制度经济学、“社会资本”、现代进化生物学、博弈论等角度对海外华商网络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方式与信息沟通机制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有学者对海外华商网络动态有效性产生了怀疑。Curtin et al.(1984)认为，传统的华商联系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实现的。那么，电子商务的出现，信息分类技术的提高，网路搜索引擎的使用等会不会降低对华商网络的需求呢？蒙英华等(2008)证实，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反而进一步提升了海外华商网络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近年来，Bastos et al.(2012)、蒙英华等(2015)、杨汝岱等(2016)、Cohen et al.(2017)使用微观企业数据，进一步证实跨国移民网络确实可以降低企业进行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概率与出口规模。

除了可以发挥“信息成本”机制降低交易成本以外，移居海外的移民往往因文化、生活习惯等原因，还会存在对母国产品的需求偏好。如果住在国本地产品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这些海外移民就会购买从母国出口的产品，从而促进母国出口贸易的增加，即产生“移民偏好”效应。这些产品主要以消费者进行消费的最终产品为主，如各种食品、纺织产品，以及宗教和文化产品等。而对于继续投入生产的中间产品，“移民偏好”机制所起的作用会相对少一些。另外，从消费者的年龄结构来看，年纪较大的移民和未成年移民大多并不直接从事商业活动，因而大多在“移民偏好”机制上发生作用，这部分移民在“信息成本”机制上对贸易产生的作用相对较小。

现实中由于“信息成本”和“移民偏好”两种机制都同时对国际贸易起着促进作用，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很难清楚地将上述两种效应的大小分解出来。虽然有部分文献尝试在这一方向做出努力，例如Felbermayr et al.(2012)和赵永亮(2012)等，但他们在实证研究中的假设太强，最终得到的回归系数大小并不能清楚说明两种机制的强弱关系，因此这种方法在后续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采用。为进一步理清移民网络影响国际贸易的机制与效应，相关研究尝试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1)通过使用细化的移民身份信息来甄别移民网络对国际贸易的影响。Murat(2014)认为，高技能移民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会产生更大的贸易创造效应，尤其是当他们直接从事商业网络运营活动时，这种效应更为明显。Aleksynska et al.(2014)将移民按职业进行分类后认为，那些从事管理、销售工作的移民是建立商业网络关系的关键，这些移民会促进从移民母国的进口，并且创造出的贸易额是一般移民的两倍。Felbermayr et al.(2015)进一步讨论了不同移民身份(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认为高技能移民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是总移民存量的两倍，而受雇于商业网络(Business Network)的移民每增加1%，将导致从移民母国进口增加0.6%，相对而言，其他职业移民对贸易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此外，Parsons et al.(2018)通过使用内战后逃离到美国的越南移民数据，证实移民促进了越南对美国的出口。Steingress(2018)使用美国各州的移民数据，证实了移民对美国进出口的积极影响(同时作者使用美国政治犯数据来解决内生性问题)。Bahar et al.(2019)使用二战后从德国返回南斯拉夫的难民数据，证实了返回南斯拉夫的难民对南斯拉夫出口的积极影响(弹性系数在0.08～0.24)，其中知识密集型产业及分析管理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更大。

(2)通过使用不同类别的产品信息来甄别移民网络对异质性产品贸易的影响。Gould(1994)发现，移民带来的额外信息可以克服贸易中的信息壁垒，而由于消费品的异质性更大，因此这种作用对消费品的影响要大于对生产投入品的影响，即对出口的影响程度比进口更大。Dunlevy et al.(1999，2001)也得出了同样结论。Rauch et al.(2002)发现，中国移民网络对差异化产品的贸易促进效应要大于对同质性产品的影响，且位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国移民网络使双边差异化产品贸易额至少增加了60%。Chen et al.(2012)证实加拿大移民的增加使加拿大进口产品种类增加了76%。Parsons(2012)发现移民网络的贸易创造效应仅作用于北方国家出口到南方国家，原因是北方国家通常出口更多的差异化产品，以及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存在的信息壁垒。Bettin et al.(2012)通过把产品区分为同质性产品和异质性产品、初级产品和最终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三大类，发现移民提高了初级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口(“移民偏好”机制)，同时也提高了差异性产品、替代弹性较低产品的出口(“信息成本”机制)。此外，发展中国家对外输出移民的增加会促进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技术渠道)。Hatzigeorgiou et al.(2014)发现，移民对移民来源国的出口贸易有着积极影响，其中对差异化产品的出口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但对移民来源国的进口并不产生显著影响。Giovannetti et al.(2017)运用单价法对产品质量进行测量后发现，移民对不同质量产品的进、出口都有着促进作用，且高技能的移民体现出的贸易创造效应更强；
同时，移民的进口弹性随着贸易产品质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移民来说结果则相反。

(3)新机制的提出与验证。除了上述“信息成本”与“移民偏好”机制以外，Ottaviano et al.(2013)指出，在全球价值链中企业可以选择在本地进行生产或进行离岸生产，两者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而移入移民的增加会促使住在国企业通过雇佣移民实现在本地进行生产，因而减少了从移民母国的进口。蒙英华等(2015)认为跨国移民导致从移民母国进口减少的原因在于，如果住在国的移民人数足够多，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在住在国生产产品会变得比从移民母国进口产品成本更低，因此产生了移民网络的“替代效应”，减少了从移民母国的进口。Ottaviano et al.(2018)探讨了移民对英国服务企业进出口及生产率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同的语言减弱了移民的“偏好效应”，来自发达地区的移民很难产生对来源地的“偏好效应”；
同时，移民对发达地区的“信息成本”机制作用有限；
此外，移民通过在英国从事服务工作，减少了英国从移民母国的服务进口规模，从而产生“贸易替代效应”，减少了从移民母国的进口。Ramanarayanan(2019)通过使用加拿大的雇主-员工匹配数据，证实了雇佣移民可以降低贸易中的信息壁垒，从而增加一国企业的出口。除了对移民母国与移民接受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进行研究以外，Figueiredo et al.(2016)也提出移民网络可能会对第三国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他们发现来自高关税的第三国移民能够促进低关税移民接受国从移民母国的进口，来自高关税的第三国移民每增加10%，移民接受国从移民母国进口就会增加0.27%，这种贸易转移效应比贸易创造效应要小(贸易创造效应中，移民每增加10%，进口增加0.45%)。

综合以上移民网络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相关文献，本文认为，目前大多数文献认为移民网络只通过“信息成本”和“移民偏好”两种机制影响国际贸易的观点并不全面，需要融合移民网络和产品特征的更多信息来做进一步的细化甄别工作。本文从异质性移民与产品质量这一视角，甄别出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具体机制，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现有文献仅从“信息成本”和“移民偏好”两种机制提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提出“进口替代”机制进行了补充。这里的“进口替代”机制是指：当住在国的中国移民达到一定数量时，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在住在国本地进行替代性生产的成本要比从中国进口更低，因此会减少从中国的进口而改为在住在国本地进行生产。第二，大多数文献把移民仅按技能程度的不同划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两种，本文根据Aleksynska et al.(2014)提出的商业网络(Business Network)测量方法按移民职业进行了分类，并加入了移民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多重分类特征；
另外，与Giovannetti et al.(2017)使用产品价格作为衡量产品质量的方法不同，本文使用了新的产品质量测算方法，并对异质性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机制进行了甄别。第三，对具有大量海外移民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充分利用“移民红利”提供了参考，同时对中国促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模型设定

为避免出口贸易值为零的问题，根据Head et al.(2014)，本文采取log-log双对数模型，将引力方程式表达为以下形式：

(1)

(二)数据说明及处理

1.移民数据及分类

移民数据选取自OECD DIOC-E移民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89个移民目的国和233个原籍国的双边移民存量数据，内容包括出生地、人口特征(年龄和性别)、劳动力市场状况、职业、受教育程度等信息。由于移民对贸易有一定的滞后影响，本文采用DIOC-E 2000年的移民存量数据，对2000—2006年中国的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借鉴Aleksynska et al.(2014)对商业移民网络(Business Network Migrants)的定义，本文将商业移民网络定义为那些在目的国从事商业网络职业的移民。在每个国家，从事管理/销售工作的移民是建立商业关系的关键，因此可以侧重分析这个群体是如何影响贸易的。根据职业分类国际标准ISCO-88，划分为ISCO-1的职业包括商业董事或者经理，他们与建立商业关系和网络直接相关，本文将从事这组职业的移民归入“商业网络1组(Bus1)”；
划分为ISCO-5和ISCO-9的职业，如市场销售人员、上门销售以及电话销售人员，他们与建立商业网络也有一定关系，本文将其归入“商业网络59组(Bus59)”。将上述两类商业移民网络统称为“商业移民网络”。除此之外，把不纳入上述工作范畴的移民归类为“非商业移民网络(Nbus)”，这部分移民包括自主经营业主、企业工人，以及不从事工作的老人和儿童等。通过对移民职业特征的划分，我们期望可以进一步甄别移民网络对出口贸易发挥作用的相应机制与效应。

2.海关数据

企业出口及产品质量信息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2000—2006年)，统计项目包括进出口商品的品种、数量、价格、国别(地区)、经营单位、境内目的地、境内货源地、贸易方式、运输方式、关别等。考虑到需要测算出口产品质量，借鉴施炳展(2014)对海关微观贸易数据的处理方法，对海关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删除进口数据；
(2)删除缺失企业代码、出口产品代码和目的国信息的样本；
(3)删除单笔贸易交易规模在50美元以下，或者数量单位小于1的样本；
(4)对产品代码进行如下处理：将HS8分位编码转换为国际HS6分位编码，将HS编码的版本统一转换为HS1992版本，编码之间的转换标准来自联合国产品分类对照表；
(5)贸易中间商可能存在价格调整行为，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和数量并不能真实反映真正的产品质量信息，因此剔除所有的贸易公司，具体地，删掉企业名称中含有“进出口”“进口”“出口”“贸易”“外经”“外贸”等字样的样本；
(6)将企业每一笔出口交易信息(出口产品数量和出口额)按企业-产品-目的地-年份层面进行加总，最后删除重复值。经过上述处理后总共得到12806655个样本。

3.工业企业数据

本文的微观企业特征数据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样本匹配混乱、指标缺失、指标异常等诸多问题，借鉴Cai et al.(2009)方法，本文进行了如下清理：(1)删除关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如工业总产值、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包括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销售额、雇员人数以及公司代码缺失的样本；
(2)删除明显不符合逻辑关系的观测值，如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公司代码存在重复、公司成立时间不正确等情况的观测值；
(3)删除雇员人数小于10的样本及公司名称重复的样本。

参照Yu et al.(2012)，本文对处理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了匹配。首先，按照企业名称和年份对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
其次，按照企业的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后七位对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
最后，将上述匹配结果进行合并。

4.贸易对象国特征数据

除了海关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以外，还需要贸易对象国的数据来控制国家的不同特征。本文使用了如下数据：GDP(现价美元)和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中国与贸易国的双边距离，是否拥有共同边界、相同语言、殖民历史，以及是否同属于一个区域贸易协定的数据,来自CEPII gravity数据库。

5.出口产品质量

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的方法，本文利用反推法估计企业-HS6产品-目的地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假设消费者的需求函数为：

x(ω)=Xq(ω)p(ω)

(2)

其中:q(ω)是某个产品的质量参数，σ代表差异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σ>1，X为带有质量参数的价格指数，p(ω)和x(ω)分别代表价格和出口量。对式(2)两边取对数再进行移项，得到：

ln x(ω)+σln p(ω)=ln X+(σ-1)ln q(ω)

(3)

为了更好地测算产品质量，本文引入目的地-时间固定效应来控制宏观因素的影响，引入HS6产品固定效应来控制产品间的差异，由此构造出本文的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模型：

ln x+σln p=x+x+ε

(4)

其中：x表示出口量，p表示出口价格，下标i表示HS6产品，d表示目的地，t表示时间，σ表示HS3位编码产品的替代弹性取值，数据来自Broda et al.(2006)估算出的HS3位产品的弹性表，x表示HS6产品个体固定效应，x表示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对处理好的海关数据提取出口产品数量和出口额指标，并对出口额按照CPI进行相应平减，计算出价格指标。按照模型(4)进行回归，估计出的残差除以(σ-1)就是出口产品质量的对数值，如模型(5)所示。

(5)

不同于Rauch et al.(2002)将产品按异质性程度进行划分，本文将每个HS6位数产品按照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划分，并对测算出的出口产品质量按从低到高排列后分为四个质量等级，分别是0～25th、25～50th、50～75th和75～100th，分别对移民网络影响这四种质量等级出口产品的机制与效应进行分析。

(三)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及其含义如表1所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为2000—200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总共有2594408个观测值。

表1 变量说明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2)

(一)基准回归(6)为了解决移民网络与贸易之间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借鉴杨汝岱等(2016)的方法，本文使用预期寿命作为移民网络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后，结果显示工具变量通过了弱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等相关检验，总体回归结果、0～25th和75～100th产品质量等级的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3汇报了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产品效应与产品质量的关系。从列(1)的结果来看，各变量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移民网络每增加10%，中国出口将会增加0.665%，这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似(Murat,2014)。由列(2)～(5)可知，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出口的综合作用主要体现在：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1)移民网络对最低质量段(0～25th)出口产品的影响为负，移民网络每增加10%，中国出口额下降0.099%，证实了“进口替代”效应的存在。产生“进口替代”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当生产达到一定规模时，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在住在国本地进行生产的成本要比进口产品更为便宜(进口产品费用包含进口关税、运输保险、批发零售等)。由于移民对从母国进口的产品特征较为熟悉，在有一定产品需求的前提下便会催生出移民企业家在住在国本地从事相应产品的生产，因此降低了对母国的进口产品需求。“进口替代”效应易发生在质量较低、生产技术并不复杂的产品(如食品等)上，如果进口产品的生产技术过于复杂，上述“进口替代”效应便难以实现。

(2)移民网络促进了中国中-高质量(50～100th)产品的出口，而且产品质量越高，移民网络的贸易促进效应越强，这体现出移民网络的“信息成本”与“移民偏好”效应。具体地，“信息成本”效应体现在，海外移民网络通过了解住在国市场、语言、习俗、商业惯例和法律等信息，准确地对住在国输出所需要的产品，从而降低两国的贸易成本，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贸易。而且产品质量越高，产品的复杂性和差异化程度越大，买卖双方进行匹配的信息成本就会越高，因而移民网络所体现出的克服“信息成本”作用也就越强；
同时，由于移民存在着对中国产品的消费偏好，往往倾向于购买中国出口的中高质量产品，“移民偏好”机制在高质量产品上的效应要更强。原因在于，跨国移民作为消费者会在支付能力之内倾向于购买质量更高的进口产品，如果产品质量较差，达不到消费者偏好的预期目标，跨国移民往往会选择购买住在国生产的其他替代性产品；
而对于进出口商而言，销售高质量(高价格)的产品往往能够获得更高利润，所以他们也倾向于从国外进口高质量的产品。

(3)移民网络对25～50th质量段产品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进口替代”的负效应与“信息成本”“移民偏好”的正效应刚好相互抵消，本文在后续将进行补充分析。

(二)移民网络对中国产品出口影响：基于南北国的分类

2000年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收入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把世界各国分为四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755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756～2995美元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2996～9265美元的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超过9265美元的是高收入国家即发达国家。其中，发达国家即俗称的“北方国家”，其他国家即俗称的“南方国家”。

在划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后，本文进一步对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出口效应进行了评估。由表4可知：第一，对北方国家而言，移民网络对低-中质量(0～50th)产品出口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表明中国往北方国家的移民网络产生了“进口替代”效应，降低了对中国出口的低-中质量产品的需求，而且对低质量(0～25th)产品所产生的“进口替代”效应更为明显。这是由于，前往发达国家的中国移民数量相对更多，在住在国本地进行替代性生产较容易降低生产成本，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且在发达国家完全有能力生产中国原产地的各种低-中质量产品。第二，无论是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移民网络均促进了中国中-高质量(50～100th)产品的出口，其原因在于，中-高质量(50～100th)产品贸易时所产生的贸易信息成本会更大，移民网络所发挥出来的“信息成本”机制作用也更为明显。第三，对于同一产品质量组，移民网络对南方国家所起的作用要比北方国家更大，这也符合赵永亮(2012)等提出的移民网络的“信息成本”机制对正式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的经济体所起作用更为显著的结论。

表4 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产品效应：基于南北国的分类

(一)移民职业对中国出口贸易效应及机制检验

借鉴Aleksynska et al.(2014)对移民职业的划分方法,在基准回归方程(1)的基础上，加入移民的职业特征建立待估方程:

(6)

表5汇报了主要关注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第一，表5列(1)～(4)汇报了不同职业类型对中国出口产生的影响。由列(4)可知，“非商业移民网络(Nbus)”对中国出口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而且“非商业移民网络”占总移民比例达到80%以上。从职业上看，这部分人主要包括自主经营业主、企业工人，以及不从事工作的老人和儿童等。其中，“商业网络1组(Bus1)”和“商业网络59组(Bus59)”均明显促进了中国出口。从职业性质来看，这两类移民通过“信息成本”机制所产生的贸易促进效应要大于“移民偏好”效应。

第二，表5列(5)～(8)汇报了不同身份的移民所占比例对中国出口产生的影响。“商业网络1组(Bus1)”和“商业网络59组(Bus59)”所占移民比例的增加会进一步强化“信息成本”机制所产生的贸易促进效应，而其中“商业网络1组(Bus1)”所产生的出口促进效应最强；
“非商业移民网络(Nbus)”比例的变化并不能影响中国出口贸易，这可能是因为“非商业移民网络”比例的增加会导致“进口替代”的负效应与“移民偏好”“信息成本”的正效应发生同等程度的增加而相互抵消。

表5 移民职业与出口产品效应

第三，表6汇报了区分南、北国家时，具备不同职业特征的移民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的不同影响。由列(8)可知，当区别职业身份时，迁往南方国家的“非商业网络组移民”体现出最强的贸易促进效应。同时，迁往北方国家的“商业移民网络”和“非商业移民网络”都促进了中国出口，但相对于往南方国家的“非商业移民网络”所产生的贸易促进效应要小得多，这也符合大多数文献认为移民网络在克服南方国家非正式贸易壁垒上的积极作用。另外，迁往南方国家的“商业网络组移民”会产生“进口替代”效应，即“商业网络移民”会促使在南方国家生产中国原产地的产品，从而减少从中国进口产品，但“进口替代”效应的强度并不大。

表6 移民职业与出口产品效应：基于南北国的分类

在划分产品质量等级的基础上，表7进一步汇报了不同职业的移民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由表可知：(1)“非商业移民网络”产生的“进口替代”效应主要发生在低质量(0～25th)产品上，其产生的贸易促进效应主要发生在中高质量产品，而且随产品质量提高显示出更为明显的递增效应；
(2)“从事商业董事的移民(Bus1)”对低-中质量(0～75th)产品出口产生“进口替代”效应；
(3)“商业网络59组(Bus59)”比“商业网络1组(Bus1)”对高质量(75～100th)产品出口产生了更明显的贸易促进效应。

表7 移民职业与出口产品效应：基于产品质量等级的划分

(二)移民受教育程度对中国出口贸易效应及机制检验

为了估计移民受教育程度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将待估方程(6)中基于职业分类的移民变量和移民比例变量分别替换为基于受教育程度分类的移民变量和移民比例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可分为3组：第1组为仅受过初等教育的移民，包括未完成初等教育、完成初等教育以及未完成中等教育的移民；
第2组为完成中等教育的移民；
第3组为完成高等教育的移民。一般可以根据移民受教育程度大致判断中国对外移民类型，例如完成高等教育的移民大部分属于技术移民或留学移民，一般在住在国企业中从事技术性工作或担任董事经理等职位；
完成中等教育的移民及部分接受初等教育的移民属于投资移民，一般在住在国从事个体经营或低技术工作；
而大多数接受初等教育及以下的移民为团聚移民。

表8列(1)～(3)汇报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移民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移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中国出口的促进效应越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移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所发挥出的“信息成本”机制越为明显，体现为直接从事商业活动的投资移民(如经营商品的批发零售业务)、技术移民及留学移民(如在国外大学毕业后留在当地从事国外大型超市采购、销售人员等)通过“信息成本”机制克服双边贸易成本的作用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与第1组移民相比，第2组和第3组移民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收入也更高，受“移民偏好”机制影响，其更有能力定期购入高质量、价格相对昂贵的中国出口产品。

另外，由表8列(4)～(6)中，从移民比例的回归结果来看，未完成中等教育移民比例(Share_Edu1)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显著，表明该组移民比例的增加会抑制其他两组移民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这部分移民多为老人或儿童，主要以团聚移民为主，大多从事手工业或低级劳务工作，如理发师、餐厅服务员、企业低技术工作人员等，因此这部分移民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移民偏好”机制上。同时，对比第2组和第3组教育移民的比例后发现，增加第2组教育移民比例(Share_Edu2)所产生的贸易促进效应最为明显。可能是因为这类移民带来了非常高的“移民偏好”效应：一方面，现实中大多未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投资移民(如来源于浙江温州的投资移民)多在住在国广泛经营各种华人超市和商店，这部分人往往基本掌握当地语言和商业活动技能，而且通常会采取“一人带一家”的方式逐渐把家人带到国外；
另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投资移民一部分并未采取全家移民的方式，而是采取“海鸽”方式，不定期在移民住在国和中国两地居住，另一部分则为留学移民或技术移民，为了能长期居住在住在国(拿到绿卡)，必须要得到当地公司的长期聘用，因此会选择在大型企业里进行工作，难以做到以“一人带一家”的方式对外移民。综上所述，中等教育移民的增加对中国出口贸易起到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回归系数为0.0751)，主要体现在中等教育移民可能会带来后续移民的增加，因而通过“移民偏好”机制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贸易。

表8 移民教育与出口产品效应

在进一步划分产品质量等级的基础上，本文对不同教育类型移民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见表9。

表9 移民教育与出口产品效应：基于产品质量等级的划分

由表9可知：(1)无论移民接受的教育程度如何，“进口替代”效应均发生在低-中质量产品(0～50th)区间，值得注意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对低质量产品(0～25th)产生的“进口替代”效应最强；
(2)“移民偏好”与“信息成本”机制主要体现在中-高质量产品上(50～100th)，而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这两种机制的作用也在加强；
(3)对未完成中等教育及以下的移民而言(Edu1)，“移民偏好”机制反映在其更倾向于购买质量更高的产品；
(4)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移民群体(Edu3)的回归系数要比非高等教育移民高得多，体现出更为明显的“信息成本”效应。

(三)移民年龄对中国出口贸易效应及机制检验

表10的列(1)～(3)分别汇报了不同年龄结构的移民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其中，25～64岁的移民对中国出口影响最大，其次为15～24岁的移民。这是由于：(1)25～64岁的移民正处于事业上升阶段并具备丰富的人生资源，因而通过“信息成本”机制促进中国出口的作用要更为明显；
(2)这部分移民收入更高，有能力购买质量更好的产品，因而体现出更强的“移民偏好”效应；
(3)这部分移民占据总移民比例达到了69.3%，是中国对外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在15～24岁移民中，部分属于跟随父母定居海外，还没有达到工作年龄，部分为刚从学校毕业的留学移民，因而通过“信息成本”机制产生的贸易促进作用并不强。另外，在65岁以上的移民中，一部分属于早期一代移民，还有一部分属于跟随子女到国外的团聚移民，由于他们大多已退休，对中国出口贸易作用更多体现在“移民偏好”机制，因而对中国出口的贡献比其他两类移民要更小。另外，从移民比例的回归结果来看，增加25～64岁的移民比例将会明显促进中国出口。

表10 移民年龄与出口产品效应

表11汇报了在划分产品质量等级基础上，不同年龄结构的移民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1)所有移民均对低质量出口产品(0～25th)发生了“进口替代”效应，其中以15～24岁移民产生的“进口替代”效应最为明显，产生“进口替代”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增加这个年龄段的移民会提高对产品的需求，因而有利于实现住在国企业在本地扩大生产规模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目标；
(2)“移民偏好”与“信息成本”机制主要体现在中-高质量产品(50～100th)上，而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其产生的贸易促进作用愈加明显，其中25～64岁的移民对高质量产品(75～100th)的贸易促进效应最为明显。

表11 移民年龄与出口产品效应：基于产品质量等级的划分

基于异质性移民(职业、教育、年龄)信息及产品质量分类，本文对中国对外移民网络影响出口贸易的三种机制进行了甄别，并对效应进行了评估，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出口贸易主要体现在“移民偏好”“信息成本”与“进口替代”三种机制上，总体而言，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移民网络每增加1%，将促进中国出口额增加0.067%。其中，通过“移民偏好”与“信息成本”机制，移民网络促进了中国中-高质量产品的出口；
但同时，往北方国家的移民网络通过“进口替代”机制，降低了对中国出口的低质量产品的需求。

第二，非商业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要比商业移民网络更为重要，其中往南方国家的非商业移民网络体现出最为明显的贸易促进效应。

第三，移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中高质量产品的出口促进效应愈加明显，体现出更为明显的“信息成本”效应；
中等教育及以下移民主要通过“移民偏好”机制促进中国高质量产品的出口,而且增加中等教育及以上移民比例将会进一步强化对中国出口的促进效应；
另外，高等教育移民对中国低质量产品出口产生了明显的“进口替代”效应。

第四，25～64岁移民对中-高质量产品出口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且增加这个阶段移民比例将进一步加强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而15～24岁及65岁以上移民则通过“移民偏好”机制，促进了中国高质量产品的出口。

本文研究结论剖析了移民网络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具体机制，对此，本文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对具有大量海外移民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菲律宾等)而言，可充分利用丰富的海外移民资源，发挥“移民红利”对出口的积极作用。

第二，目前，中国正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行转变，因此可通过移民网络的“信息成本”机制，发挥其对高质量产品出口的积极作用。同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移民中，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及留学移民所取得的收入要相对较高，他们对中国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需求刚性，因此可利用此偏好机制进一步带动中国高质量产品的出口。

第三，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由于沿线涉及发展中国家较多，因此可充分发挥移民网络所起到的“进口替代”作用，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利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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