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治宜：《“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时间：2023-11-05 10:55:02 来源：小苹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围绕着“自然”这一复杂传统文化母题展开的论辩一直在不同时空、地点进行着，在相异文化背景中生成了独特的意义系统。杨治宜：《“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YANG Zhiyi，（Dialectics of Spontaneity：The Aesthetics and Ethics of Su Shi in Poetry），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2018.］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然”是带有生命观照的混杂概念，其有万物生化之源“道”的意味，可释为“至理”，也可指代客观的物质世界。自然包育着国人对生命世界的诗意追求与艺术想象，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以和谐统一为主。反观西方文化中的Nature 则是在严格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中产生的实体概念，代表与人类社会相对立、完全物质意义的自然界，类似与人类文明相悖的“他者”。如柏拉图要在理想国中放逐诗人一样，迈向自然便意味着对人类文明进行舍弃。而中西方自然理念中具备类比性的共同点在于两者均与人的活动有关。中国古代自然也有着与人事对扬的“天”之内涵，这正是与Nature 的相通之处。在《“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以下简称《“自然”之辩》）中，苏学研究的新晋学者杨治宜便运用此契合点，跨越两种异质文化，站在关于自然理论对话生成者的角度，对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予以新的观照。
《“自然”之辩》脱胎于杨治宜早期博士论文，2015年修改成书：
：（），付梓于莱顿大学博睿出版社（Brill）。其自译本《“自然”之辩》对原书修补润色并新增《名花的挑战》一章，内容侧重考据，更面向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读者。此书落笔前，作者所处的北美汉学界已不乏学者对苏轼思想作过深入研究。管佩达（Beata Grant）在其论著—中指出佛道思想的引导转换造就了苏诗内容、语言、形象的深刻和复杂性；
唐凯琳（Kathleen M. Tomlonovic）博士论文：［-］从苏轼的贬逐历程及创作变更中析出苏轼“回归”理念的形塑过程，强调陶潜对苏轼“回归”思想的典范作用；
艾朗诺（Ronald Egan）的，，i 一书对苏诗思想研究提出“the mirror in the mind”的隐喻分析法，以诗为“镜”洞悉苏轼的生命哲学。杨治宜则基于苏轼“不朽”的生存幻想，发掘了其辩证否定式“自然”的获得历程。
此书的“自然”内涵源于中华传统，既可指代现实世界，又可形容艺术创作、思想状态等意识维度；
研究融汇西学视角，对传统文化中人能否砌入“绝对自然”的生存幻想提出质疑。“绝对的自然只能存在于被丧失的或不可企及的状态”，故而自然仅能通过辩证否定的方式得以定义。此书以苏轼自身存在的“有限”与“不朽”作为矛盾阐释源头，展示其为获得自然、实现不朽所作的努力，最终析出只有在有意与无意中，在不断进取、丧失和再接受中，才能拥有一种受人之“有限”所限的逍遥自然。在欧陆汉学传统语文学与国内多学科学习的支撑下，作者将其所擅的跨文化性综合研究方法运用到极致，在书中将苏轼个人经历及其创作代入各类公共语境，运用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交互阐释，使研究颇具兼容性与思辨性。此外，本书的阐释蕴含着丰富的“对话”理论，如作者与苏轼、与先前研究者，苏轼与他偏爱的客观物质及读者间的对话。多重对话（heteroglossia）交互最后指向同一目的，即对苏轼不朽幻想的实现。本文试以“对话”为索引，探讨作者如何围绕此主题建构全书的逻辑论点与阐释框架，完成对苏轼回归的否定式“自然”之论辩。
《“自然”之辩》的成书不乏对前人成果的吸纳创新，作者常在研究中试图与前人达成平等互补的对话关系。其中，艾朗诺与唐凯琳对此书影响较为明显。在二者的基础上，杨治宜揭示了作为阐释主体的苏轼与自然发生作用关联的方法论和目的论。
艾朗诺的“隐喻分析法”借佛教镜照万物的思想，将苏诗喻作诗人心中既可朗照万物，又能超然于物的明镜，是苏轼创作理念、思维意识的载体。受此影响，杨治宜在首章《诗心如镜》中将镜喻之论演化为“水境之喻”，以助诗人抵达“不朽”。其认为“水境”不仅能反映可见的形象，还能揭示出感官之外的“群动”和“万静”。“群动”可指苏轼万斛泉涌的文风，“水境”则是空明静止的状态，而动与静的矛盾背后指向了更深层的相似性。“万斛泉涌”与“水境”的实质都是水，是受环境左右的一体之二面。静为诗心，动为诗之表层变幻的万象，若诗心为静，诗人的书写也可涵容万物而不改其质。作为非功利性的“方便法门”，诗歌不仅让诗人免落于言筌，还助其获得暂时、有限的解脱。作者认为经“水境”所得的解脱之所以有限，是因为这一法门虽由诗人创造、却需要读者来延续开启。惟有借诗歌去了解、体悟诗人，他书写的自我才能被激活，才会在诗心明镜中永不磨灭。若水境是苏轼通往自然的法门，那诗人向往的自然终究所指何处，在与学者唐凯琳的对话中，杨治宜又为我们找到了苏轼不断回归的“内在自然”。
唐凯琳博士的论文：（-）通过将苏轼置身于士大夫“出世”与“入世”的传统矛盾话语系统中，把苏轼回归的基石定义为他超越时空距离建立的自我典范——陶渊明。杨治宜也把陶潜视为苏轼回归抉择的取法对象。但鉴于陶所归的“桃花源”只能是存于诗人想象中且终不可寻的排他性地理空间，该书便把苏轼自身的“内在乌托邦”（inner utopia）定义为其回归的终点，在空间转换叙述中展示了这一由外转内的变更历程。
杨治宜先在《制造“自然”》一章用“制造”与“自然”这对反命题设置矛盾。以“制造”暗示苏轼为达自然做的努力，着重分析苏轼在流放地黄州建立的两个特殊空间——“东坡”和“雪堂”：前者是苏轼的获得物质资源的亲耕之地，后者是苏轼驰骋情感想象的精神小屋，都是苏轼制造的“自然”。但自然本是未经雕琢的原始状态，“制造”二字又须由与其相悖的人力干涉，因此“东坡”“雪堂”也非纯粹自然。这表明制造自然终归只是接近自然的努力而非自然本身，不可能成为归的终点。所以当制造的外在自然被毁坏后，他追寻的自然便由外转向了内心深处的某个空间。这在第五章中被作者称为“内在乌托邦”。此章视线转移到了苏轼晚年流域生涯中的思想变化。在多次的贬谪流放中，苏轼反复“消融”和重塑着自己的身份定位，也理性地撤出了外在自然。自然空间内转，“制造”的矛盾随之消解。可见，苏轼的回归思想虽源于陶潜，却不止于陶潜。“效陶”是他认识自身有限后进行的深层自我说服与自我治愈。陶潜最终只能是苏轼自我限定这面棱镜中的一个隐喻，代表着苏轼追求自我、寻找自由的一面，而其最终方向是一种撤出外在的向内回归，这也是该书对苏轼回归理念的深化。
以多人视角来研究苏轼思想虽为客观，却非全面，该书论述还以回归苏轼自身为主。苏轼所处的北宋社会以诗歌美学与博物学之盛著称，自然物于此逐渐被作为主体的人类赋予象征意义，成为收藏赠答、鉴赏批评文化话语中的一部分。但伴随着强烈物欲而来还有为物所役的道德忧虑感，这是文士们在追求美的同时无法回避的难题。书中采取物质决定论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法，深入分析了道德与美之抉择矛盾对于苏轼协同性思想的生成作用。在《名花的挑战》与《雄辩的怪石》两章阐释了当深谙博物之趣的苏轼面临这一龃龉，是如何自我辩护将自身物欲合理化的。
作者从苏轼为“牡丹”和“奇石”两种客观物质辩护的不同态度中，分析了苏轼将物欲合理化的过程。在面对牡丹之“色”的挑战时，苏轼主要是以“怀旧”的手段对其进行理性过滤，缓解其“色”威胁。但牡丹本只是客观自然存在物，其“色”对道德的威胁也只是人为阐释的结果。苏轼对牡丹的接受限于道德，而巧用构思只为缓解内心焦虑而非为牡丹正名。“物”与“人”在此批判关系中存在着难以消弭的界线。如此，便违背了物我同一的自然原则，也无谓超越与自适。但苏轼为其“石癖”辩护时，物我之间的隔阂却被“对话”巧妙消除了。
该书关注到苏轼笔下之石较牡丹而言具有人格主动性。为了解决好石成癖使之沦为“长物”的焦虑，他先从自身角度辩解强迫自己舍弃石癖的矫揉举止，会妨碍真实天性的自然流露；
又从物的角度将奇石转化为神人或隐士，赋予其以人格主动性开口为他言情。此时人与石不再是交易占有的从属关系，而是一种互求为伴的友谊。当石具备主体选择性时，苏轼对牡丹表现出的人类中心主义也随之消弭。其实石与牡丹都是客观自然物，以相异特质引起了诗人的偏爱，将它们（物）进行不同艺术处理也皆是为了欲望的合理化而服务。所以不管用距离化想象去掩饰接受还是直接将物与人同等而视，都是苏轼在向其内心物欲屈服的表现。
杨治宜利用苏轼的“物癖”与辩护手段，展现了作为文人的苏轼在道德与美的抉择中最终还是会倾向后者。通过论证苏轼对两种客观物质不同态度的对比，揭示了物我界限消融后的平等对话。物由被辩者化为诗人的言情者，与诗人互为申说构成了平等的对话情景，苏轼的自我说服于此成立。与物的交流其实更像是诗人面对真实自我的内心独白，其中包含了深层的自我认同。当诗人不再否认自己的欲望时，真实的自我开始显现，被伦理道德束缚的精神才得以解脱，而真实自我才是最终可以抵达不朽的。要而言之，作者运用物化的人与情化的物之间存在着的交互性，为诗人实现了一种螺旋式的“不朽”。
尽管杨治宜的跨文化综合研究能力突出，但其解析苏作的方法也很传统，即基于文本细读的“以意逆志”法。她选择的文本有被反复解读过的，也有缺乏关注的。而从本书立论开始，苏轼呈现的就不是传统文化印象中旷达自适的形象。本书注意捕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苏轼作为人类本身有不可跨越的种种局限，同时论证“有限”对于诗人实现不朽的积极意义。作者注重在一些“不示外人”的私密文本中发现苏轼的“有限”，如他写给苏辙的《龙虎铅汞说》、给友人的《与王定国书》《与程全父》等。其中表明苏轼会为某些私人欲望（如恋物癖和执迷于升仙长寿）辩护，会因地处蛮荒的隔绝与异质感而恐惧，这些皆与旷放的苏东坡绝不相类。而恰是作者揭露出的这些人性弱点，使东坡的真实人格得以显现，让他更有温度、亲切感和接近的可能。
该书的写作风格与作者对苏轼投射的特殊情感有关。杨治宜自小便喜欢苏轼，到国外后相同的“他者”身份更让她对异域流放中的苏轼有了深刻的情感共鸣。她时常将自己代入为与诗人心意相通的对话者，写作保持客观严谨又不乏情感动人之处。此外，作者还尝试邀请更多读者的加入，使其对苏轼的阐释变为一个完美循环：作者作为阐释者是读者了解苏轼的中介，经其深层解读后的苏轼会以不同形象印入读者心中，激起读者对于这位早已消逝的诗人更多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因诗人与读者间已世殊时异，“知人论世”需考察传世的诗人痕迹，若其声不足征时，就需要阐释者的辅助文献介入。在此循环中，诗人、读者与阐释者位于同一维度。若读者自身就可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结合且互为前提时，便能在某些瞬间跨越所有介质与诗人直接对话，与之共情，诗人也会由此得以不朽。如书所言：“只有在诗人的明镜里认出自己的面孔时，诗人的生命火花才会再次被点燃。”不朽幻想通过阐释之循环，最终落到后世知音（读者）身上得以呈现。同时，与诗人的对话又将成为读者灵感的来源，影响读者的判断和认知。对话循环实现了诗人的不朽幻想，也反将对话的价值抵达作者和读者自身。
虽然捕捉问题灵敏，立论角度也较新奇，但本书仍有力所未逮之处。主要论点仍多基于前人成果提炼专研，缺乏作者自己的创见。由于对国内苏学研究成果借鉴不足，还导致了一些主观性阐释，如在强调道家对于苏轼思想转变的作用时，作者批评中文学界对苏轼的道教信仰讳莫如深不免失于偏颇。台湾学者钟来因1990年所著《苏轼与道家道教》一书便探析了苏轼一生的崇道概况，并从其作品书写与游历生涯中印证了苏轼对道教的笃信。而内地学者贾喜鹏的《苏轼隐逸情结论》一书也较早从苏轼的创作、生活、思想模式等揭示了苏轼源于道家的隐逸情结。另外，造就苏轼向自我有限性妥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还包括政治上的重击。儒家的治世理想才是苏轼一直以来的终极追求，他的很多创作皆证明在其生活的各个主要时期，他都执着于参预现实和对人生价值的实现。因此苏轼从政治理想抱负中的纠缠挣扎到无可奈何的宽慰妥协，也是本书当予分析却缺乏的。书中偶尔还对一些非主要论点着墨过多，如第三章专列一节去考辨牡丹在佛寺的种植源流，似未促进此章中心思想的呈现，还略显冗余。
但瑕不掩瑜，本书的细读考据和文笔气韵俱可称道，兼具美文与思辨的价值。议论中时有亮点，如提到流放蛮瘴之野的苏轼为了应对身处边缘的错置（dislocation）感，如何通过意义系统驯化其中文化的异质性，来维护其身份认同和彰显汉族中心主义观。书中还将苏轼在跨越文明与野蛮、中心和边缘的分界线时的身份划为一种“阈限”状态，洞悉他特殊时期心灵与情感上的缠绕；
在原典阐释中强调诗歌人格与真实自我间存在的差异。作者对苏轼思想进行的辩证否定式解读法，毋宁可视作关于苏轼生命理念研究的一个新颖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