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镜》学史：分期、研究特点及学术发展趋势（上）

李无未

中国唐朝末期成书的《韵镜》是汉语等韵学史上的“皇冠明珠”，与《切韵》系韵书如影相随，“一体两面”，成为公认的研究汉语中古音史的“双璧”文献。

《韵镜》传入日本，许多学者认为是从1252年明了房信範复写此书开始的，但有人指出，文永年（1264）龟山院南都转经院律师已经得到了《韵镜》，并藏于唐本文库。可见，《韵镜》传入日本一定早于1200年，甚至更早。《指微韵鉴略抄》是现存最为古老的注解著作，成书于至德四年（1378）。即便从1378年算起，《韵镜》研究迄今也有650年历史了。

学者们总结《韵镜》学术历史，主要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以《韵镜》研究年代为序而著写目录为方式，比如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编《韵镜诸本展观目录》（1939年10月）；
第二种是以《韵镜》文献“谱系”梳理研究线索为方式，比如福永静哉《近世韵镜研究史》（1992）；
第三种是《韵镜》文献“谱系”与以年代为序而著写目录兼而有之为方式，比如马渊和夫《韵镜校本和广韵索引》（1954）。第四种是进行学术分期，而以各个历史时期研究《韵镜》成就为基本方式，比如三泽谆治郎《韵镜入门》（1956）。这几种学术方式，虽然各有利弊，但我们还是比较赞同三泽谆治郎的方式，因为这种分期方式便于梳理研究史线索及学术特点。

三泽谆治郎认为，《韵镜》研究应该分为注释时代、探究时代、新研究时代，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但三泽谆治郎忽略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以及20世纪中期以后的研究特点，1956年之后世界各国65年的《韵镜》学术成果需要补充进去。我们认为，《韵镜》研究历史应该分为注释时代、探究时代、层次定性与回归本体时代、“西学浸染”时代、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多元并举时代六个时段。本文在三泽谆治郎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视野范围，补充进来这65年的学术成果，阐述《韵镜》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力图准确把握其学术脉络及学术价值之所在。

三泽谆治郎吸取各方面成果，把《韵镜》注释时代分为古注期与江户注释期。江户注释期又分为解说初期、改订期、集成期、黎明期四个时段。这里我们有必要加以系统评述，并适当补充一些我们考订的意见，力图全面而概括反映《韵镜》注释时代研究的历史。

（一）古注时期——《韵镜》传入日本与《切韵指掌图》所发挥的解释性作用

明了房信範在其所著《九弄十纽图私释》中引用了《韵镜》，高野杲宝著《悉昙字记创学钞》中也引用了《韵镜》，都很引人瞩目。《指微韵鉴略抄》是现存最为古老的注解著作，成书于至德四年（1378）。俊睿记述了觉算讲述《指微韵鉴私抄略》的内容，此书成书于应永十一年（1404）。此书是由冈井慎吾博士在熊本的愿成寺书库发现的，1936年影印出版，在日本《韵镜》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对“归字例”反切，它依据《切韵指掌图》门法加以解释。在卷末，还把“十二反切”称之为门法。《切韵指掌图》门法成为打开《韵镜》奥秘的一把钥匙。印融《三四反切私抄》，成书于文明十九年（1487），继承觉算学说，其解释“十二反切”，也是如此。

在此期间，《韵镜》本图的流传，还有一些写本很有名，比如：嘉吉本《韵镜》，嘉吉元年（1441），醍醐三宝院藏，昭和十二年（1937）影印；
延德本《韵镜》，延德二年识语（1491），龙门文库藏；
文龟本《韵镜》，文龟二年（1502），高野山宝龟院旧藏；
天文本《韵镜》，天文八年（1539），岩崎文库藏；
元龟本《韵镜》，元龟二年（1571），佐藤仁之助旧藏。刊本，则有：享禄本《韵镜》，享禄元年（1528），龙谷大学藏；
永禄本《韵镜》，永禄七年（1564），古逸丛书收。从张麟之序例本《韵镜》传入日本，到各种重刊本，其异同主要表现在“内外转”及“开合”标记上，由此，造成了“异本系统”流传于世态势。许多学者认定，信範本与张麟之序例本《韵镜》第三版关系最近。

（二）江户注释期。进入江户时代，根据《韵镜》研究基本情况，分为四个小时期。

（1）解说初期。庆长（1600）到万治（1660）时期。主要成果有：土师玄同《韵学秘典》四卷，元和七年写，内阁文库藏；
宗宽《韵镜看拔集》一卷，宽永年间，东大研究室藏。往誉无弦《音韵切要钞》一卷，宽永三年刊；
自等庵宥朔《韵镜开奁》，宽永四年刊。此一时期刊行了一些《韵镜》，比如庆长十三年（1608）活字本《韵镜》，宫内厅藏；
元和本《韵镜》，被称之为“古版《韵镜》”，与黑川春树刊行本并行。宽永五年、九年、十二年、十八年本、正保本《韵镜》；
庆安元年本《韵镜》。这些版本，属于享禄一系。

这当中，学术价值比较高的是大谷大学藏本3册《韵镜开奁》，它把《韵镜》“窠字”与《广韵》照应，并一一定位论及是非。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十二反切”问题。“序例”解释二卷，引用信範之说，但很少提及郑樵《七音略》。第六卷详说“九弄”。利用圆仁的“唐院本”订正神珙本。奠定了近世《韵镜》学之基础。有学者称，《韵镜开奁》为注疏之祖，主要是从它开始，对《韵镜》的关注，不局限于一般性的解释，而是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非常具体而深入，应该说，几乎囊括了后代学者所关心的《韵镜》问题各个方面，不论其结论如何，仅凭这一点，其开创理论探讨之功就足以傲视《韵镜》研究群雄。还有《韵镜看拔集》。它的视野非常开阔，所涉及的典籍很广泛，中国典籍自不必说，也涉及到了不少日本典籍，比如虎关师炼（1278-1346）的《聚分韵略》。奥村三雄《聚分韵略的研究》（风间书房，1974）不仅仅提到了《聚分韵略》与《切韵》一系韵书的关系，也指出其日本汉字音“吴音”“汉音”资料性质。当然，《韵镜看拔集》也结合日本汉字音进行研究，比如“吴汉二音分别事”，举了“迦”字，注释说：カ，吴音；
キヤ，汉音。还有区别拗音直音。这突出了作者以日语视角观察《韵镜》的方式。《韵镜看拔集》也有一些误解，比如《广韵》由孙愐所撰的说法，是不合适的。

（2）改订期。宽文至贞享年（1661—1687）。这个时期，明朝的《音韵日月灯》（崇祯六年，即1633年）由唐船运载来日本。用它来改订《韵镜》。此一时期刊行了一些《韵镜》：大田嘉方《头书韵镜》三卷，万治二年（1659）刊；
大田嘉方《韵镜遮中抄》四卷，据《韵镜诸本展观目录》（1939），有万治三年（三卷，1660）、宽文三年（1663）、十一年（1671）、贞享三年（1686）版。大田嘉方《韵镜指南抄》三卷，宽文十一年（1671）；
大田嘉方《重镌韵镜遮中抄》五卷，贞享四年（1686）。大田嘉方是主要的作者之一。大田嘉方研究《韵镜》的特点就是利用《音韵日月灯》研究《韵镜》，比如《头书韵镜》，第一次在本图之上左右三个方向标记“字子”，即同音字。添加序例与反切，则是《韵镜遮中抄》。《韵镜指南抄》则很像《韵镜开奁》，解说《韵镜》特点为，卷中包含了《订正韵镜》，对第十七转至第二十转 外转改为内转。理由是，《音韵日月灯》这几个图就是“内转”。但《音韵日月灯》没有转图，就只好“依据二等字有无而定内外转”。这种改订，理由并不充分。汤浅重庆《校订韵镜问答抄》也很有特点，对于普及《韵镜》基本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大的特点，以通俗的问答语言设计，回答了许多看似深奥实际上可以用通俗语言解释清楚的问题。这在《韵镜》注疏类著作中是独树一帜的，非常特别。比如“助纽字”。问：归纳助纽字者何？所以名付耶？答：助纽字者，三十六字母下宾边丁颠经坚等字，有七十二字。此字以《切韵》二字结会，一律正音引出，然归纳之字成佐，故云助纽字也。假令古红切，如古经坚公是也。归《广韵》还也。纳《玉篇》内也。助《广韵》佐也。纽，《玉篇》云，结也。《礼部韵》，结，会也。七音皆依上字呼合下助纽所反，一字还纳，故云，昄纳助纽字也。”基本讲清楚了所要回答的问题。

（3）集成期。从元禄到正德年间（1688—1715）出现了诸如沙门盛典、毛利贞斋、马场信武等汇集诸说的集大成学者。其著作如：沙门盛典《韵镜易解》四册，元禄四年（1691）刊；
与之相关的《追加韵镜易解》，上下两卷，元禄十一年（1687）刊，山口茂兵卫版。毛利贞斋《韵镜秘诀袖中钞》七册，元禄八年（1695）刊；
定水散人萍风子《韵镜详说大全》五卷，元禄十四年（1701）刊；
不明作者《韵镜详解评林》六卷，元禄十五年（1702）刊；
释尊意《韵镜图解纲目》五卷，元禄十五年（1702）完成；
马场信武《韵镜诸抄大成》九册，宝永二年（1705）刊；
沙门盛典《新增韵镜易解大全》五册，正德四年（1714）刊，也有享保三年（1718）刊本，扬文轩重雕。毛利贞斋《诸说弁断韵镜袖中传抄》十一册，正德五年（1715）刊。此外，还有《改正韵镜》《袖珍韵镜》《校正韵镜》《订正韵镜》等，元禄六年（1694）刊。盛典作《〈韵镜〉易解》，已经不仅仅把研究《韵镜》本身汉音、吴音等语音及体例方式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实际上，还贯穿着禅宗秘传、占卜吉凶等宗教思想，与《韵镜遮中钞谚解》等已经走上了不同的研究道路，赋予《韵镜》更多的思想内涵。《新增〈韵镜〉易解大全》思想来源于佛学悉昙等“密宗”。其所建构的理论模式与邵雍《皇极经世图》相关。同时，也受到宋明理学家以及唐代以来佛学悉昙等“密宗”思 想的影响。其中所蕴含“制图”术数理念是难以摆脱邵雍《皇极经世图》思维模式束缚的，这是日本式的 等韵图研究模式“相位调整”的必然成果。如此，《韵镜》等韵图功能，除了“练音”“辨韵析等”“形 而上”功能之外，还是“命名字”、占卜吉凶等实用的神秘术数类“形而下”功能的工具书。

毛利贞斋多次指出盛典《韵镜易解》之误，说明，他与盛典研究《韵镜》所持立场不同。三泽谆治郎《韵镜入门》称，毛利贞斋《韵镜秘诀袖中钞》全书交织假名，本图以宽永五年本为根基，增加160多字；
《续编》附《愚蒙记》二卷，详细解说人名反切之法。这当中，邵雍“数术”理论解释“名乘”字的笔画；
依据易法判断吉凶，反切却与之关系不大，他成为后世以姓名判断吉凶之占卜《韵镜》文献的源头之一。马场信武《韵镜诸抄大成》引用《切韵指掌图》《日月灯》之处甚多，也将当时的韵学之书网罗殆尽。其书交织假名，其研究《韵镜》，在当时成就也是最为突出的，与毛利贞斋齐名。但有意思的是，马场信武与毛利贞斋还不了解郑樵的《七音略》。毛利贞斋《诸说弁断韵镜袖中传抄》订正马场信武之误很多。

（4）黎明期。从享保到宽保（1716—1743），历经20多年。由注重传承张麟之旧说，发展为重视《韵镜》“原理”的探究，呈现了《韵镜》研究的黎明曙光。这个时期学术成就最大者是河野通清，有人将其研究《韵镜》称之为“独舞之台”，可见其在当时的研究独树一帜，成绩突出，地位十分显赫。河野通清最有名的著作是《韵鉴古义标注》三册，享保十一年（1726）刊。其把《韵镜》称之为《韵鉴》。在具体分析《韵镜》时，他吸取邵雍与程颐所用“开发收闭”表示四等韵位的理论，明确说明，张麟之各转，分为开、合、开合三类。其本图表面上以“享禄本《韵镜》”为基准，与信範本取得了一致。河野通清的研究，开辟了一个《韵镜》理论建构的新时代。《韵鉴古义标注补遗》照应《韵鉴古义标注》，有的看法更为成熟。河野通清《字汇卷末解》（1734）是值得注意的当时与《韵镜》有关联的研究著作，必须加以重视。可以说，河野通清提升了明末梅膺祚刊《韵法直图》和《韵法横图》考订汉语官话音的价值，也从客观上促使文雄思考《韵法直图》与《韵法横图》对于研究《韵镜》“华音”的意义关联。这也是后代学者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后人对河野通清理论也提出一些批评。比如文雄《磨光韵镜余论》，文雄说：“近有河野齐宫，名通清者（号窝涟）新更题曰《韵鉴》可怪。今时何讳之有？纵有讳，效尤耳，岂不知《诗》《书》不讳？临文小讳与？又彼解题，名曰镜，谓龟镜。龟之灵也，知先后之吉凶；
镜之明也，鉴物像之妍媿（媿当作丑）。按，如是解，则龟与镜二物，本书不题龟镜，胡假龟以解之，或时有镜名龟镜？是有别德也。……窃阅《韵镜》注解数十家，未有一人如是谬解者（皆曰韵者音韵）。噫！通清于《韵镜》也，不未解之，亦随害之，予不可不得而正者也。”也有偏激的一面。

（一）文雄《磨光韵镜》探究时代

文雄《磨光韵镜》开创了《韵镜》研究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探究时代。三泽谆治郎把它限定在1744-1867年的123年时间。分为前后两个时段。前段60年，他称之为《磨光韵镜》风靡的时代。三泽谆治郎认定，《磨光韵镜》取得成就标志就是以“华音”为基础，建构《韵镜》“汉吴华三音原理”。

（1）文雄建构《韵镜》“原理”。文雄研究《韵镜》著作很多，比如公元1744年刊行《磨光韵镜》（包括《韵镜索引》及《翻切门法》）二卷，1750年完成《九弄弁》一卷；
1752年完成《三音正讹》二卷；
1754年完成《经史庄岳音》一卷、《字汇庄岳音二卷》《和字大观抄》二卷；
去世后刊行的书有《古今韵阔开合图》一卷、《广韵字符》（《国学者传记集成》等）。1773年刊行《韵镜指要录》一卷及《翻切伐柯篇》一卷；
1780年刊行《重校正字磨光韵镜》一卷、《磨光韵镜字库》二卷；
1805年刊行《磨光韵镜余论》三卷。

文雄编制《磨光韵镜》本图，在《韵镜》图上对应横呼“窠字”（框格列字）用假名加记汉音、吴音、华音，并根据明末梅膺祚《字汇》所附《韵法横图》四等位置，定性为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把《五音集韵》反切作为音和的正法，为此，每一个“窠字”都有了准确的语音标记位定位。“窠字”总数达到了4279字。当然，文雄的标记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一些引起争议的问题。比如“华音”，以清初官话发音为基本准则，就不得不对“各转”的开合有所改动，但其“改订”往往与清初官话字音发音不相吻合，比如第三十九转“覃咸”改为“合”，而诸本皆作“开”，与韵尾很难协和，音理不通，缺乏有力证据。还有，内外转，将原刻本从第十七转到第二十转，一律改为内转，而安永九年（1780）新刻本所显示的确是与之相反情况，而是外转。在《〈韵镜〉索引》中比较早地涉及内外转这一问题。

文雄认定，《韵镜》图具有工具性作用，是表现语音结构关系体系的“音韵一览图”。这就从客观上脱离了“张氏序列”固定思维模式束缚，也就避免了用反切旧门法解释《韵镜》的烦琐纠缠误区，由此，使《韵镜》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由学术境地。“借壳上市”，文雄借《韵镜》之壳，构筑了一个全新的汉字音史理论体系，是一次十分关键性的《韵镜》学术革命。

文雄韵学之传承，也是一道独特的靓丽风景。比较典型的是他的学生之作。比如《韵学筌蹄》（1757）。涉及反切之起始、反切之字义、音韵之意义、字母、轻重、七韵清浊、行等之别、内转外转、摄韵、平上去入、开发收闭、开合、有声有形有声无形无声无形、韵学杂论等问题。这当中，韵学杂论还包括：举韵图之字称、音注之法、附有开合国字之法、使用华人音注直音、他韵之字之辨、之辨、《韵镜》、助纽反切、反切之法。值得注意的是：近藤笃认为梅膺祚《字汇》呼法十分甚精，比如其呼法的分类，开合齐撮之外，还有闭口、混呼、齐齿卷舌、齐卷而闭、齐齿而启口、齐齿呼而旋闭口、舌向上呼、咬舌。这一点，与文雄的观点还有差别。

（2）《韵镜》“原旨”阐释。这个时期，许多学者为了解释《韵镜》“原旨”，重新制作了不同于以往的韵图，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著作主要是：释圆义《重修韵镜》四卷，宝历十一年（1761）写，缩写三十六图，宫内厅藏；
寺尾正长《韵镜古音正图》二卷，安永二年（1773）刊，绘制古音图表。小田真卿《复古图鉴》一卷，年代不详，原书未见。寺尾正长《解经密藏》三卷，天明五年（1785）刊。题为五音图，完成四十七图。皆川淇园《补正韵鉴》四卷，年代不详，写本。按宫商角徴羽分类，四十三图。星野元令《华音韵镜》二卷，文化七年（1810）刊，将四十三转全部加上华音。

还有简明的入门书，其文献主要是：近藤西涯《韵学入门》一卷，宝历七年（1757）写；
释圆义《韵学发蒙》一卷，宝历七年（1757）刊；
池田柳絮传《韵学口诀》一卷，宝历十一年（1761）刊；
释龙音《韵镜经纬》一卷，天明元年（1781）刊。近藤西涯《韵学荃蹄》一卷，宽政六年（1794）刊。和《韵学入门》内容基本相同。泰山蔚《声韵断》三卷，宽政十一年（1776）刊。藤原直养传《韵镜藤氏传》二卷，安永五年（1776）刊。也有《韵镜》本图新编，比较重要的是《校正韵镜》。

（3）《韵镜》哲学阐释。安藤昌益《私制韵镜卷》，1762年前，90页。《安藤昌益全集》卷十八，复刻二（弄山渔村文化协会复刻，2004）。无论是马渊和夫还是福永静哉都没有提及安藤昌益《私制韵镜卷》，这说明，《私制韵镜卷》在当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安藤昌益（1703—1762），是日本江户幕府时期的反封建思想家，职业是医生。其《私制韵镜卷》（弄山渔村文化协会复刻345—438页），《自然真宫道老》卷八，称“学问统括韵镜部目录”。目录为：古说音韵字学失、转定万物一切韵学失、四位作字失、二十五韵失、四件八件诗作失、汉国和国假名弁失、一切古诗失、一切反切失、相生相克失、安字失阴阳失。我们认为，这个“失”还是“议事”之意。在诸多论述中，在小标题上直接标明《韵镜》二字的章节有：《韵镜》四位妄造（369页）、《韵镜》反切非自然韵列所以论（400页）、《韵镜》音韵进退分论妄失（413页）、《韵镜》因事物论韵清浊耳不弁自然气感妄失（414页）。《私制韵镜卷》以哲学理念认识《韵镜》，蕴理于其中，很少做具体的问题考辨，非常特别，在《韵镜》研究史上独树一帜。

（4）《韵镜》数术应用。《韵镜反切名乘即鉴》（1786）是典型的名乘预测吉凶《韵镜》书，属于术数性质，对研究《韵镜》术数史有一定的意义，但对研究《韵镜》本体，包括其语音体系价值不大。

太田全斋著作主要有：《汉吴音图》一册，文化十二年（1815）自序，刊年不详。有初刻本、再刻本、后刻本之分。追加的附卷：《汉吴音征》《汉吴音图说》《音征不尽》《同窠音图》《音图口义》各一卷。

《汉吴音图》各篇，按照自己的主旨而采用新的语音布局形式。《汉吴音图》通过《韵镜》框架形式，把传入到日本的汉音吴音分别用假名加以标记，以示区别。《汉吴音征》收集实际用例证明汉音吴音读音分层形式是真实存在的。在文雄等学者“汉字三音”理论基础上，想象更为大胆，对汉音吴音内部做有机深层次分析，将汉音吴音再行分类，并且抽演出了所谓原音、次音、质音等叠加层次语音，建立了“层次叠加”的理论概念，充分表现了太田全斋所具有的强烈的理论创造意识。

满田新造曾对《汉吴音图》原音、次音等理论进行了批判：“原音、次音滥用是一大缺点，在直音、拗音范围内讨论原音、次音，也是不成立的；
文字上所谓汉音吴音可分为原音、次音，完全是空中楼阁。”虽然如此说，但它对后来的学者，比如沼本克明等学者研究日本汉字音时间层次是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的。

太田全斋对河野通清、文雄、本居宣长等学者研究成果也有所涉及。比如《汉吴音图》下卷18页，“第十一转从作开本”说：“第十一转诸本合作，唯涟窝本开作，今已从。《磨光》合作，曰：一本作开非。本居氏已从。”“观十一转字，古音开口了然，后世渐渐转讹合音间。《日月灯》合口呼，《洪武正韵》模韵撮口呼收，方密之改侷口之开。无相师、本居氏二书，合口呼、撮口呼误。”这里的涟窝指的就是河野通清；
《磨光》，即指《磨光韵镜》。无相师、本居氏，指的就是文雄与本居宣长。

《汉吴音图》理论对当时学者以很大的学术刺激，深刻动摇了旧的研究观念。其方法影响了当时学者研究日本上代汉字音的道路，构成了独有的学术风习。与之相关的著作有：木村正辞《万叶集字音弁证》，安政二年（1855）写；
岛海松亭《音韵启蒙》，文化十三年（1816）刊；
若槻畏庵《音暎》，文化十四年（1817）刊；
三浦道斋《韵学阶梯》，天保三年（1832）刊；
大泽赉《韵镜发挥》，天保十三年（1842）；
冈本况齐《韵镜考》，年月不详，李无未（2012）考证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本后认为，应该完成于1840年前后。

李无未（2012）还谈到，冈本况齐《韵镜考》对《韵镜》版本源流的考订。尽管只有26种，但却成为后代学者研究的基础。无论从体例上，还是从内容关涉面上，冈本保孝力图构建一个系统性很强的《韵镜》学。在文雄《磨光韵镜》、本居宣长《字音假字用格》、太田全斋《汉吴音图》借《韵镜》体式而演绎，并风行肆说“字音”层次的年代，冈本保孝《韵镜考》特立独行，肯于拨开重重迷雾，回归《韵镜》本体研究，并以考据为先导，开实证《韵镜》之风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黑川春树《音韵考证》刊于文久二年（1862），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在《音韵考证》“凡例”中，黑川春树提到他读过冈本况齐《韵镜考》，还大段引用过冈本保孝《韵镜考》内容。黑川春树《音韵考证》（1862）就文雄《磨光韵镜》（1744）、本居宣长《字音假字用格》（1776）、太田全斋《汉吴音图》（1815）所考订的汉音、吴音进行辨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满田新造发表《作为〈韵镜〉研究的〈音韵考证〉》的长篇论文加以评述。

明治大正时期（1867-1925）的《韵镜》研究，以崭新的面目出现。“西学浸染”，改变了东方固有的研究《韵镜》理念，开拓了《韵镜》研究新的学术道路。开启“西学浸染”风气之先的许多人认为，应该是大岛正健、满田新造、大矢透三位学者。

但在这几位学者之前，有的学者的研究已经初步具有了历史语言学意识，比如猪狩幸之助《汉文典》（金港堂，1998）附录“《韵镜》的解释”就处处体现了新的理论倾向性。比如将悉昙体文字母与三十六字母罗马字进行比较，去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对《韵镜》36字母用罗马字构拟，考虑到了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与现代语音学的关系。此外，在《韵镜》文献发掘上有所建树的应该提及，比如龟田次郎《〈韵镜〉研究年表》（1905）；
冈井慎吾《韵镜学书目解题》（《国学院杂志》第11卷第12号—第14卷第9号；
1906）；
冈井慎吾《〈韵镜〉的发现》（《日本汉字学史》179页，明治书院，1933）等。冈井慎吾《韵镜》研究系列论文（《日本汉字学史》179页，明治书院，1933）等，代表了这个时期的《韵镜》研究成就。佐藤仁之助《汉字音韵提要》（东京：明善社1924）是很有特色的专著。由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与大东文化学院校长平沼麒一郎作序。其第四篇《韵镜》部分，涉及《韵镜》本图、三十六字母、清浊、四等、韵母、内外转、开合口音、十六通摄等问题。也专门讨论了“《汉吴音图》说”、《韵镜》汉吴音标准图等问题。在“《汉吴音图》说”中，佐藤仁之助称赞文雄《磨光韵镜》除却几百年来的尘翳，发挥着明光的作用。但他认为，文雄着力研究的“华音”问题，仍然留下了许多遗憾。他也认为，太田全斋《汉吴音图》独创一派，确定了字音学的标准。他的《韵镜》汉吴音标准图当然以太田全斋《汉吴音图》为“指南车”，但因为没有看到享禄本、永禄本，在内外转、开合问题上留下了一些遗憾。不过，这些提法还需要斟酌，因为满田新造《〈汉吴音图〉的解剖批判（上下，音韵研究法）》已经在1921年发表，无论如何，对此佐藤仁之助应该有一个回应，但在这里却没有看到反映。竹田铁山《本居宣长翁的国语学和悉昙》（《密教研究》62、64，1937年），努力确立本居宣长的《韵镜》研究史地位。

大岛正健《韵镜》研究

其著述有：《韵镜音韵考》（启成社，1912）、《翻切要略》（启成社，1912）、《改订韵镜》（启成社，1912）、《汉字声符考》（东京：启成社，1913）、《〈韵镜〉解疑》（《国学院杂志》第23卷第4号，1917年2月）、《〈韵镜〉片言》（《国学院杂志》第25卷第7号，1919年2月）、《〈韵镜〉诸转内外开合校订》（《国学院杂志》第27卷第7号，1920年7月）、《〈韵镜〉〈唐韵〉和〈广韵〉》（松云堂书店，1926）、《〈韵镜〉新解》（东京：松云堂，1926）、《汉音吴音的研究》（第一书房，1931）等。与猪狩幸之助一样，大岛正健也用罗马字构拟《韵镜》36字母和206韵，历史比较语言学意识更为浓郁，方法使用更为纯熟。比如对日母字，称之为半齿音。如何构拟日母，作者先从其汉音吴音读音入手，然后，看其在中国江南音、官话音、广东音、厦门音读音形式，然后用［j］表示其音值。

满田新造《韵镜》研究

《中国音韵史论考》（武藏野书院，1964）汇集了满田新造研究《韵镜》及其相关文献的论著很多，主要有：《〈韵镜〉的依据及其本质（上、下）》（《东亚研究》第7卷第1、2号，1917年2月）；
《关于〈韵镜〉著作的年代》（《国学院杂志》第23卷第10号，1917年4月）；
《〈广韵〉〈韵镜〉和北方中国音》（《国学院杂志》第23卷第12号，1917年12月）；
《日本学者的〈韵镜〉开合问题》（《国学院杂志》第24卷第12号，1918年12月）；
《再论〈韵镜〉和北方中国音》（《国学院杂志》第25卷第3号，1919年3月）；
《由中古音很难说明〈韵镜〉诸种问题点》（《艺文》第10年第5号，1919年5月）；
《〈韵镜〉四等的解释》（《艺文》第11年第5号，1920年5月）；
《〈韵镜〉四等之日本汉音解释》（《艺文》第12年第3号，1921年3月）；
《〈汉吴音图〉的解剖批判（上，音韵研究法）》（《东洋学报》第11卷第2号，1921年4月）；
《〈汉吴音图〉的解剖批判（下，音韵研究法）》（《东洋学报》第11卷第4号，1921年11月）；
《〈韵镜〉四等解释补遗》（《艺文》第12年第7号，1921年7月）；
《对〈韵镜〉第一第十二第十八转ヲウ、ヲ、ヲン字音假名遣的误解》（《国学院杂志》第27卷第10号，1921年10月）；
《作为〈韵镜〉研究的〈音韵考证〉》（《东洋学报》第12卷第2号，1922年7月）；
《文雄在〈韵镜〉研究史上的位置》（《国学院杂志》第28卷第12号，1922年12月）；
《评文雄的〈韵镜〉南方音说》（《国学院杂志》第29卷第4号，1923年4月）；
《〈韵镜〉〈集韵〉等唯有承袭中古分韵形式，其发音为近世音》（《艺文》第14年第7号，1923年7月）等。

满田新造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特点为：（1）确认《韵镜》的韵书依据、编纂特色、纂作目的，以及其与日本字音关系。（2）《韵镜》年代、开合、四等，以及与北方中国音关系。（3）由中古音说明《韵镜》存在着诸种的问题点。（4）对《汉吴音图》的解剖批判，涉及《韵镜》音韵研究法。（5）满田新造又对江户时代的学者黑川春树（1799—1866）《音韵考证》（1862）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比如把汉吴音混入唐音等。（6）文雄在《韵镜》研究史上的地位。满田新造《文雄在〈韵镜〉研究史上的位置》一文认为，文雄著有《磨光韵镜》及相关文献，不同于此前那些幼稚、芜杂的学术成果，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既要肯定文雄的学术功绩，也要指出其研究存在的问题。

大矢透《韵镜》研究

大矢透研究《韵镜》主要著作：《〈韵镜〉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国学院杂志》第20卷第7号，1921年12月）、《读满田新造〈韵镜〉四等的解释》（《艺文》第11年第7号，1920年7月）、《韵镜考》（自印，1924）等。大矢透在《韵镜》研究史上的崇高学术地位是许多汉语音韵学者所认可的。小松英雄认为，明治至昭和这段时间的日本语言学，可以称之为“摇篮期”，大矢透“假名”研究在“摇篮期”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主要是“开启头绪”，而《韵镜考》则是“开启头绪”中的“扛鼎”之作。（大矢透《韵镜考》《隋唐音图》377页“解说”。《韵镜考、隋唐音图》，东京：勉诚社，1977）

大矢透对假名研究的宏大构想是：“研究其起源，寻绎假名传播途径，审视假名形体的变迁和用法的沿革”。为着实现这个目标，他构思了庞大的计划，定名为《假名通考》。《韵镜考》是大矢透《假名通考》体系的“外编”之五。《韵镜考》贡献在于：其一，等韵图产生在唐末以后，即它是由隋唐时代传到宋代的“切韵图”；
其二，反切制作的时代应当确定在后汉译经之时，根据是，《后汉书·和帝纪》李贤注引用了许慎的反切。其三，在隋初，之所以确定193韵，主要是为了取得诗赋押韵上的南北语音一致。求得南北语音两者相通（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多以“同用”视之。其四，中国清代江永、戴震等鸿儒的理论可以值得借鉴。日本汉字音也有暗合等位的发音情形，又可以作为证据。其五，从元音的内外高低分配上解释内外转的区别；
十六摄目与悉昙十六韵头相关，其依据还是唐武玄所作的《韵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