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的发展及与政党之联系

刘思岑，宋志勇

（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天津 300000）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共产主义思想在全世界快速传播，与之相关的运动亦急速发展，尤其被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视之为挽救国家、振兴民族的良药。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侵犯中国主权的程度日益加深，五四运动爆发，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以下简称“学总”）便是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直接产物。通常情况下1919年成立的学总和1947年成立的全国学联被视为同一组织。1947年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后来被列为中华全国学联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重新制定了章程和宣言，并且二者的建立目的也大相径庭。为便于区分二者，本文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称为“学总”。百年来，学界从未停止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每个阶段的研究取向多与时代背景相关。学者们大多聚焦于五四运动本身、五四后如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学生运动与政党的关系，或从多个视角对五四进行探讨。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如1919年出版的由蔡晓舟、杨亮功合编的《五四》。20世纪30年代主要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考察五四运动，如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与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20世纪50—70年代国内主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五四运动，以及五四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人运动的关系，如华岗的《五四运动史》，以及丁守和、殷叙彝主笔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时期，周策纵先生在美国出版的《五四运动史》一书采取了与国内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五四运动的起因、发展过程、参与群体及相关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改革开放后，学者们采用了更加多元的视角对五四运动进行探讨，如朱志敏的《五四民主观念研究》。尽管已有众多关于五四运动或学生运动的研究，但专门针对学总发展历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仅在讨论学生运动时略微提及学总，或是对1947年以后的全国学联更为关注，很少借助日文文献观察这一时期的学生组织。笔者在搜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日本外事警察用于观察、记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刊物《外事警察报》记载了不少关于中国学生运动的内容，以及学总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关系等，而国内目前鲜少运用这一文献对学生运动和政党进行考察。故本文拟运用国内文献及日本的《外事警察报》，聚焦学总的十年发展历程，试分析学总的性质变化及政党对学生组织和学生运动的影响。

民族主义仍是激发群众运动的最主要诱因。19世纪以来学者们关于民族的讨论便经久不衰，到了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扩散，随之而来的运动不胜枚举，尽管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民族主义有诸多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主义乃是群众激情最丰富也最持久的源泉，而任何大变革计划想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利用民族主义的激情。”在中国则是出现了诸如五四运动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五四为契机，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学生联合会和学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引起了日本外事警察的关注。《外事警察报》最初将学生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混为一谈，认为学生们的行动是在共产主义者的授意下进行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从早期发展过程来看，学总成立之初，纯为爱国主义团体，并无共产色彩。在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中国的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等地纷纷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为了联合各地学生，1919年6月16日来自全国21个省和地区的学生代表六十余人在上海大东旅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大会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其宗旨为“联络感情、昌明学术、促进社会、辅卫国家”，目的是加强各地学生联合会之联系、以扩大爱国运动。学总由各省、各地区学生联合会组成，设评议、执行二部，除此之外还规定了评议员任期、大会召开时间、经费预算、提案表决等详细内容，由此可见学总成立初期与共产主义的关联并不十分密切，更多的是民族主义思潮使然。《外事警察报》1923年第24号记录了学总的宗旨和组织方式，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只不过在外事警察眼中学总只是掩饰共产主义活动的幌子而已。

学总成立后的首年极为活跃，在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频繁地在各报刊上就山东问题、对日交涉、列强借款、批判北庭等发声，并多次号召和组织了罢课、游行、抵制日货行动。然而由于学生们一些过激的罢课和排货行动引起了社会各界之不满，学生组织内部思想分化严重，同时又受到北京政府的威压，从1921年至1923年初学总以及整个学生运动都陷入了低潮。

导致学总陷入低谷的事件主要有两个，其一是1920年4月发生的罢课事件。1920年2月初日本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故全国学总于4月14日倡议全国各地学生罢课，但北京高校并不是很情愿。北京学生一直以来都坚持力争外交、不沾政治，然上海学生却对时政较为积极，先天下之忧的使命感颇为强烈，双方分歧多源于此。不过也有部分地区，例如杭州等地的学生积极响应，但在罢课、游行演讲数日后便遭到了北京政府军警的镇压。加之学联会内部意见不合、罢课诉求笼统含糊以及斗争手段有限等，此次罢课草草收场，学总也因此元气大伤，日渐消沉。《外事警察报》第1号介绍了此次罢课行动，学总向俄国劳农政府寄送文章并且接受资助的举动使日方判定其与过激派有关，故将其列为警察报的观察对象之一。

其二是1921年8月第三届学总评议会上北京学联代表反对“否认北京政府案”，从而导致了南北学生分裂。1921年6月9日学总曾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否认北庭政府资格》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在于批判北京政府亲日态度，斥责张作霖、曹坤、王占元等人假日本之借款中饱私囊，否认其统治资格。实际上早在同年4月前后，学总针对新四国银行团和蒙古问题就已发表过文章，坚决反对列强干涉中国财政，后又遇北京教潮、安徽六二学潮，政府强力镇压学生致发生流血冲突事件，讨伐政府之声日渐高涨。故学总在8月26日召集了第三次评议会，讨论“否认北庭及准备否认北庭后之方法”。学总认为值此之际，身为学生必须为国为民奔走呼号，有所贡献，不可无所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则主张学生理应争外交、促教育，不应涉足政治。双方针对此事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辩论，最终不欢而散。

综上，学总可以说是当时学生运动的一个缩影，虽说这两个事件是导致其低迷的主要原因，但也全非如此。学总最初只是一群有志青年在爱国浪潮下组建的全国性学生组织，尽管一开始制定的大会章程对组织结构、人事选拔、经费管理、日常职能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看似是一个纪律严明、架构精细的团体。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由于学生群体天真烂漫、散漫不羁的性格，团体内部多有龃龉、难以团结；
另一方面从组织形式来看，学总也只不过是将全国各地的学生会联合起来的一个极为松散的组织罢了。即使出现“否认北庭案”中北京学生代表擅自离席、消极抵抗的情况，总会也只能采取撤销其代表资格的措施而已，并非是一个严密的组织。面对学生运动陷入低潮的窘况，有学生开始反思并寻找新思想和新出路，这就为各党派创造了接近学生组织的机会。每个政党都深知青年学生是革命的重要力量，是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若能得到学生群体的支持，则更有可能获得未来的胜利。因此各政党与学生组织的联系日益密切。

经历了一年多的低潮之后，学总的发展迎来了转机。1922年底北大学生领导的“驱彭”“挽蔡”运动使各地学生意识到建立全国学生统一组织的必要性，纷纷要求召开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恢复和加强全国学总，此后4年便是学总复苏与振兴的时期。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政党日益活跃，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给学生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学总在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下继续领导学生运动，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从而备受政党的关注。下面通过学总第五至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要主张及部分学生干事的经历，并结合《外事警察报》的观察记录来分析学总受共产主义影响的过程。

1923年3月25日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学总遭强制驱逐，被迫关闭，故而第五届全国学生总会于8月15日在广东高师召开。随着时局变化，学总的运动方向发生了明显转变。从五四运动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演变为“打破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立民治政府”，从“只问外交、不问内政”及“只读书求学不做社会运动”演变为积极参与革命。学生代表深刻反思了过去的得失，认为数年来学生运动“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明确的目标——中国应选择哪条道路、遵循何种主义，结论是全体学生加入民主革命战线并追随三民主义。相较1919年成立时的宗旨，在革命精神愈发突出的同时，同党派的关系也更加亲密，毫无疑问此时的学总已非纯粹的学生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学总干事之中出现了同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密切相关的成员，例如北京代表黄日葵和湖南代表夏曦、王基永、龚际飞。黄日葵曾参与五四运动，学总成立之初便已加入，1920年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活跃于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之中。夏曦在1920年成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1921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职务。除了像黄、夏等有名的共产党人之外，《外事警察报》多次提及了学总干事王基永、龚际飞。报告认为1923—1924年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上海设置了本部，名义上是由各地学联会按照人数比例选出理事，采用合议制度，这实际上是干事龚际飞、王基永等在陈独秀的鼓动下私自采取的行动。然而，结合二人的经历便知这一举措多半是在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授意下才实施的。王基永在五四时期就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与龚际飞作为湖南学联会代表出席了第五届全国学总大会，被推举为学总执行委员，成为学总的理事之一，并且负责主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指出应以共青团为中心组织公开的青年团体，扩大青年运动,结合上述指示可知此举意在通过学总干事主导学生组织及运动的发展方向，王、龚二人不过是众多团员学生干事中的代表而已。由此可见，无论是宗旨的变更还是决议的提出，抑或是主要干事的身份，学总与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关系日渐紧密，到了第六、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1924年8月4日于上海复旦中学举行了学总第六届大会，参会人员和会议内容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引起了日本观察者的注意。此次大会延续了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主张，受国民党改组的影响，孙中山所提倡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也融入其中。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学总骤然拉近了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距离。其亮点在于强调学生要加强和工、农、商的联系，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须借助苏联的革命力量；
另外则是追随国民革命，希望国民党可以公开支持、领导各种国民运动和革命势力。从人员方面来看，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的施存统、恽代英、邵力子及大会秘书李逸等人均是早期中共党员。学总日渐浓厚的共产主义色彩引起了日方的关注，《外事警察报》第29号甚至专门记载了本次大会的流程、参会人员、议决案等内容，在学总的十一次大会中仅有此次被详细记录，足见其重要性。

显然学总自1924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作出部署以来取得了成效，受共产主义的影响日趋明显。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重心之一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最重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学总第七届全国大会上发布的宣言内容与此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5年6月26日学总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对学总的宗旨和构架等均作了调整，体现出学总的思想和组织明显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其一，关于宗旨的表述被修改为：“本会以团结学生，联络民众，本互助的真谛，革命的精神，谋学生本身及全体民众的利益为宗旨。”这体现了愈发浓厚的革命氛围，学总不再局限于学生自身或外交内政问题，开始注意将学生运动同社会联系起来，格局较初创之时更为广阔。其二，在执行委员会下增设工农部，提出援助工人农民议决，鼓励学生联系工人、农民反抗帝国主义，帮助组织农会、工会等。这就意味着更加重视学生同工人、农民的联系，此次宣言的诸多表述和内容与中共四大提出的议决案相差无几。同前述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指示相比，几乎可以说其精神贯彻于学总的决议和宣言之中。除去决议之相似，此次大会学总的学生干事也有不少人具有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背景。例如主席杨善南1923年时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在团中央担任要职；
庶务部主任李硕勋1924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一直活跃于革命事业之中。

以上种种迹象均表明学总与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已密不可分。根据后来披露的文件，五卅运动爆发后团中央立即决定召开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一方面为了号召学生坚持反帝斗争，另一反面则趁机整顿各级学生会的群众组织基础。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在学生组织中的影响力已不容小觑，但学生群体内部也开始出现思想分化，并导致了北京学联会乃至学总的分裂。

日方一直密切注视着学总的行动并且格外关注北京地区的动向，甚至详细记载了北京学联会分裂之事。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共产主义在各类群体中的影响日趋广泛，同时学生中也出现了反过激的倾向。曾经思想较为统一的学生群体逐渐出现了明显分化，是否接受过激思想是学生会内部分裂的关键。北京学联向来是排日运动的先驱，就其主张而言分为稳健派和特殊信仰派，即非共与共产派，北京政变后两派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1925年5月22日北京学联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会上两派争辩不休，言辞激烈，最后不欢而散。此后，共产派的学生掌控了北京学生联合会，非共派则成立了“北京学生沪案后援会”，双方围绕第七届大会的代表资格又龃龉不断，颉颃相持。《外事警察报》第37号中对此事有详尽记录，中国共产党后来亦承认当时共青团基本包揽了以北大学生会为首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乃至是全国学联。1925年5月北京学联会的分裂和五卅事件、学总第七届代表大会和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均证明了当时的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深受共产主义的影响。

同年11月3日，学总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大会主要为探讨争夺关税自主权，然而大会召开的次日北京学生代表就公然发电文称退出全国学总，此为学联分裂之延续。主要矛盾聚焦于北京学联出席第七届大会的代表资格以及各地代表是否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而委托他人代为出席。此外，国家主义派与共产主义派的论战说明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对学总或各地学生会的影响引起了其他派系的担忧，这均反映出此前共产派的学生在学联会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事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此时的学总和中国共产党称得上亲密无间了，1928年底出版的《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则完全证明了这一事实。可见1925年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对学总和学生运动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不过当时并未有人察觉学总临时大会和北京学联的分裂实际是学生组织背离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之开端。

正因为学总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紧密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国民党意识到自身在青年运动方面的不足，所以在1926年1月8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下达了要将学生纳入国民党旗下并积极组织学生团体的指示，以期加强与学总等学生组织的联系。

1926年7月23日于广州召开学总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某种意义上充分体现了国共两党对青年学生的争夺。此次大会由国民党和政府提供经费，青年部策划安排。与会代表多为国民党人，也包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大会议决案中最为突出的方面是努力促成学生组织的统一，强固各地学生组织力量。国共两党希望通过统一的全国学总加强对各地区学生组织的掌控，然而同年7月召开的共青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分析称，“……反映到学生群众中还有党派的对峙与不合作的现象……且有少数地方竟发现了分裂的事实……在我们领导之下……学生内部反发现有数种分裂的危险趋势。”这一决议案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学生运动工作并不满意，也察觉到了多党派势力在学生群体中角逐、拉锯的现象，学生组织的分裂已不可避免。更何况此时国民党对学总的控制超乎以往，右派力量已超过左派且占领了学联机关，共青团在学生中的势力日渐式微。第八届大会是最后一次完整且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性会议，虽然国民党加强了控制力度，但许多干事仍由共青团员或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其影响力、号召力不容小觑，如委员长唐鉴在五卅时期就已加入共青团。之后由于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本就不甚稳固的学总便也四分五裂了。

自五卅运动后，工人阶级成为革命主力，再加上北伐期间学校停课，学生运动的作用早已大不如从前。1927年4月学总与共青团一同迁至武昌，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宁汉分裂，学总亦随之分流——武昌反蒋、上海反共，国民党右派控制了各省学生组织，随即中共中央决定改变联合战线政策，建立秘密左派学联，然此举收效甚微。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学总决定7月在武昌召开全国第九届大会，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作出指示，要求学总完全转入地下秘密行动，并保持与党、团的联系。至于上海学联则在1927年8月1日召开第九届代表大会，会上反共气氛浓烈。不过大会报告印证了此前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掌控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学生组织，只有少数国民党势力较强的省份可以与之相抗衡。

学总自分流后就已逐渐褪去党派色彩，在全国学生组织分崩离析的情况下，1928年由上海学联召集了第十届全国大会。此次大会决定修改学总的总章程，提出反对戴季陶提出的青年运动理论的议案，并对近几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作出检讨。然而，学总已是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境地，1929年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在筹备过程中就被责令停办。至此，活跃了近十年之久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暂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全国学总虽已解散，但并不意味着学生运动画上了休止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一直发挥着相应的作用。20年代学总的经历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此时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对学生工作的指导更为直接、系统，尽可能避免了因党派分歧而导致学生运动陷入窘境的问题。时至今日，全国学联仍然在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为学生服务。

全国学总波澜起伏的十年历程，不仅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学生运动的发展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各类社会运动的发展特点，即从一开始在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的驱动下创建的团体或组织与政党渐行渐近，关系日益紧密，最终又在不同的理念和主义之下发生分化，或继续活跃、或衰落沉寂。

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是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和社会革命的背景下开展的。学生群体在各类社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时成立的学总及各地学联会等学生团体多半是出于爱国热情组织了包括排日在内的各类活动。1919年学总在五四运动的波澜之中应运而生却很快归于沉寂，在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改组的背景下，借党派之手得以复苏，深受三民主义熏陶的同时亦接受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也以各种形式渗透其中并使学生组织深受其影响。

全国学总最初只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股相互博弈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家主义派。其中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与学生运动的关联最深，与学总的关系演变具有阶段性特征。1919年学总成立后的三、四年之内与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毫无关联；
1923—1925年重组后的学总无论在学生干部还是组织方面同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的联系不断深化达到顶峰；
1926—1929年国共两党分裂日益严重，国民党在学总中的影响力明显扩大，学总与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之间自然不再紧密相连了。与之对应的则是《外事警察报》对于中国学生运动和学总的观察与认知也具有阶段性特征。1923年之前不由分说地就将学生组织和学生运动打上过激主义的标签，这样的认知未免过于笼统、片面。之后随着观察的深入，到了1928年左右日方就能较为准确、客观地认识学总、学生运动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了。

20世纪20年代学总的发展历史反映出当时多种思潮的交锋，亦反映了学生群体的重要性。任何时代青年学生都是值得关注的群体，在革命年代更是如此。青年学生是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希望，所以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学生工作，不断为青年学生指引发展方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应该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作为青年学生应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青年学生发挥其智识，助力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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