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出场、发展历程及价值维度

林意章，孙阳阳

（1.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2.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政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其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习近平向来重视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2018年他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讲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当前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首先就是要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政德建设是加强领导干部思想建设的关键。深入研究习近平政德观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习近平政德观非无根之源，也非空中楼阁，它经过了多重理论共同丰厚滋养，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中华传统政德智慧以及中国精神是习近平政德观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蕴藏着丰富的道德元素，它们为习近平政德观的形成确定了道德本源。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在道德实践的基础上著书立传，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智慧宝藏，为习近平政德观形成导入了道德基因。中国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的精神动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向前发展，为习近平政德观的形成注入了道德活力。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为习近平政德观的形成确定了道德本源

习近平政德观是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而习近平政德观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的组成要件。马克思、恩格斯处于19世纪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特殊时期，推翻剥削统治、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恩格斯矢志不渝的使命，这种使命的精神要义与习近平政德观的“为民”核心形成了严密的耦合对接。

一是，从反面对资产阶级的道德进行批判，批判了资本家的私德具有剥削性。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道德产生的经济基础上，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进行了尖锐地批判，揭示了其阶级固有本性。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追逐剩余价值，通过雇佣形式无情地剥削工人，他毫不客气地批判资本家为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商业是合法的欺诈”，并且“公开地显露自己卑鄙的贪婪”“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二是，实现无产阶级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公德具有人民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主人。因此实现无产阶级利益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立场是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三是，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道德的体现，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大德具有坚定性。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道德的最终反映，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明社会形态变迁具有长期的历史性，实现共产主义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困难面前坚定立场。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阶级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使命上具有长期性，没有坚定的立场，无产阶级将无法实现其使命。

（二）中华传统政德智慧为习近平政德观的形成导入了道德基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们要不断汲取古人的智慧。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善于继承人类一切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并立足现实，着眼于古代德治思想的当代阐释，以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政德智慧。先秦时期以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家在政德实践的基础上著书立说，把他们的政德智慧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政德进行了深刻论述。先哲们的政德智慧为习近平政德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是习近平政德观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道德基因。

首先，主张内外兼修，德是国家治理的内在基础。我国传统学派主要代表均对此作了众多论述。庄子的内外兼修理念最为经典。庄子在《庄子·天下篇》中提出“内圣外王”的政德主张。“内圣”“外王”不是独立存在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庄子认为，“内圣”是治理者治国要有圣人一般的高尚道德，深刻表明了德是治理者治国的内在基础。其次，提出仁爱之德，仁爱是保持人民和睦、社会安宁的伦理规范。墨子提出“兼爱”之德。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他总结社会秩序的混乱是由于人们不相爱而引起的。孟子提出“性善论”的道德观点。“性善”即“仁爱”，其内核“仁义礼智”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基础，他认为每个人秉性最初都是善良的，通过“仁义礼智”的道德修养，人人皆可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性善之人与人相爱，便是孟子“性善论”的价值落脚点。再次，倡导为政以德，德治是传统治理者的治国方略，是人民对治理者治国的殷切期盼。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国家治理主张。这一主张在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者其正，是国家治理阶层以身作则，以良好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最后，强调为政者要常修德业。常修德业才能受到百姓拥护，家国基业才能永恒，若为政者暴虐天下，将造成民心涣散，无法将百姓凝聚在为政者周围，甚至老百姓会如贾谊所言“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此外，为政之德不仅体现在现实社会治理中，还表现在我国古代神话中。如轩辕“修德振兵”，尽管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但说明德治思想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恰恰体现了我国传统治理者在治国安邦中的德治理念，更是表明古代人民期待治理者在国家治理中能贯以德治。

（三）中国精神为习近平政德观的形成注入了道德活力

中国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中，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优秀品格的沉淀，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中所表现出的为时代所需而形成的心理认同、价值取向、理想信念、道德标准等。当代中国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涵，承载着社会主义道德伦理要求。它体现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国精神的基本构成，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要求。爱国者爱民，中国精神的基本要义与政德的核心内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从中国精神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始终贯穿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遭受“三座大山”压迫，人民饱经磨难、民族遭遇苦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明确了自身的责任，深明民族大义，勇挑民族大任，肩负救人民于水火、救民族于危难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在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斗争中体现出来，他们胸怀人民，以救国救民为主线，形成了五四运动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等。共产党人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在苦难中锤炼党性，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坚定了人民立场，共产党人的大德与中国精神相融合，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各项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宗旨，以团结、奋斗、奉献和爱国等为主线，继承和发扬中国精神，形成了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等。共产党人的大德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中国精神相融合，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迫切的任务。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以奋斗、奉献、创新、爱国等为主线，形成了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特区精神以及抗疫精神等。共产党人的大德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精神相融合，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综上所述，中国精神凸显了共产党人的大德担当，为习近平政德观的形成注入了道德活力。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人们长期实践的知识沉淀。政德“为民”核心内容贯穿于习近平政德观的萌生、发展和成熟各阶段，它的形成历程实质上是习近平一直以来坚持人民立场的政治实践过程。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七年时间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七年艰辛历练使他懂得了“什么叫群众”，“要为人民做实事”的念头成为习近平政德观形成的基本起点。在地方治理实践中，习近平坚持为民办实事，把“为民”理念贯穿于其政治实践中，初步提出了政德的雏形概念，即官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命题，提出了“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的新观点、新论断、新理念。他从大德、公德和私德三个层次对政德建设进行了系统性地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政德观的核心内容。

（一）在体验群众疾苦中政德理念萌生

下乡插队是习近平人生中的一段特殊历练。习近平政德观在他七年知青岁月的群众疾苦体验中萌生。习近平插队离开梁家河时曾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从政，就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人民群众是政德“为民”核心产生的厚实土壤。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七年艰苦岁月把“人民群众”的深刻内涵深深地刻在习近平心中，“为民办实事”的信念笃定地扎根于习近平内心，他表示：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习近平“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信念体现为，一是肯于为民吃苦干事。习近平在梁家河开过荒、种过地、铡过草、放过羊、拉过煤、打过坝。他励志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下决心要改变梁家河的落后面貌，“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陕北地区山多地少，群众需要多打粮食吃饱肚子，习近平就同群众一块开荒造地。知青们在山上打坝、筑梯，习近平不怕苦不怕累，双手长满血泡，却能继续坚持劳动，群众后来在回忆中说，习近平“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二是敢于为民创新创业。群众称赞说：“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农村意味着落后，落后是贫穷的代名词，穷则思变。习近平在担任村支书时，立志要改变梁家河的生产旧貌，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为解决村里烧柴困难，习近平到外地取经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成功地为梁家河打下了第一口沼气池，为村里做饭、照明、蓄肥提供了便利。习近平发现村里有群众擅长打铁，就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带领他们成立了一个打铁的“小车间”。为解决人民群众及村里生产生活物资采购的困难，习近平扩宽思路，为村里建立了代销点，优化了采购流程。他还充分利用村里的资源，带领群众挖了水井，解决群众的用水困难。此外，还带领群众成立了缝纫社、磨坊等。

（二）在地方主政实践中政德理念进一步发展

首先，“为民”的“官德”思想贯穿于习近平的政治实践中。“为民”是政德的核心，习近平在地方的政治实践围绕这一核心逐步深入和展开。河北正定是习近平的从政起点，于此角度而言，也是习近平政德实践的开始，他在福建和浙江等地的政治实践促进其政德建设思想发展。习近平从政早年就对领导干部的政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习近平在正定时说过：“我们讲‘德’，是指无产阶级之德、共产主义之德。”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时首次提出了“官德”。官德即政德。习近平2003年提出，“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一个干部，无论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心系群众，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习近平认为，官德的靶向就是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执政为民践宗旨”。他2004年进一步提出“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的重要命题，他认为：“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习近平2007年在《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一文中指出了官德和党性的密切关系，提出要“把做人和做官统一起来……把做官的过程看作是践行为民宗旨、加强党性修养的过程”。其次，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要明朗”，立场坚定是共产党人的大德体现。大是大非是指原则性、根本性的是非问题。在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时不时地蹦出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否定党的领导、诋毁英雄、篡改历史等。领导干部要态度鲜明地否定历史虚无主义。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历史虚无主义以更隐蔽的形式来传播错误思想，它们借助于互联网，大肆渗透虚拟的网络空间。对于这种情况，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的传播。习近平认为：“共产党人是具有鲜明的立场的，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要明朗。”再次，领导干部应有“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公德内容。习近平在河北正定抓经济建设时就提出“要做促进经济起飞的实干家”，他认为领导干部在经济建设中要树立求实精神，抓实事，求实效。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他为民做实事的品格愈加突出，对《之江新语》进行文本梳理可以发现，这种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政治实践。最后，“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奉公”，廉洁奉公是领导干部私德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建设的浪潮中，拜金主义对领导干部的诱惑逐渐增强，有的领导干部被腐朽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私德不严，使党内产生了“新的不正之风”，习近平批评这些领导干部“借改革之名而行谋私之实，损大公谋小私，千方百计挖国家和集体财富，为个人或小团体捞取好处”，他在整顿党风时表示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三）在肩负崇高使命中政德理念走向成熟

2012年是习近平政治生涯的关键之年，也是习近平政德观开始走向成熟之时。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一同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他为民品格的鲜明体现。“人民高于一切”始终蕴含于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中，人民利益是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之际，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8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对于领导干部如何立政德，习近平从三个层面做了详细而系统地论述，为领导干部如何树立正确的政德思想进行了引导。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领导干部的政德进行系统性的阐释。通过对领导干部的思想进行教育和提升，进而对其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从认知行为学派的心理学意义上来说，领导干部通过强化政德思想，把履行公共职责的结果与政德要求进行比对，并将比对的结果运用于改进或者强化他们的为政素养之中。

习近平政德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所形成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党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形成的新理念、新论断。

（一）习近平政德观对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导向意义

政德是加强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风向标指引事物的发展方向，对促进事物发展具有鲜明指向性。要保持社会道德建设不偏离预期发展轨道及期望目标，应确立一个风向标作为社会道德的引导标杆，这个风向标就是政德。领导干部作为政德实践主体，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中具有模范带头作用的特殊群体，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身处人民群众的“众所瞩目”中，这个特殊群体的从政之德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道德及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方向。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他认为：“领导干部的作风，历来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全民道德素质提升到新高度，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推动道德建设中发挥标杆作用。同年11月，党中央制定《2019—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计划用5年时间轮训全体党员，培育出一支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干部队伍。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者，他们身上聚集着群众的目光，因此领导干部要在党性锤炼中提升自身道德素养，“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在道德建设实践中形成“头雁效应”，以此带动整个社会道德建设向前发展。

（二）习近平政德观为我国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思想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强领导核心首先体现在思想上。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就是在思想上要保证党的纯洁性，在实践上要保持党的务实性，这就要求通过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来实现，也就是说领导干部要提高政德素养。习近平从三个不同层面系统性地对领导干部的政德进行要求。具体而言就是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的核心要义是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领导干部守公德的指向性对象就是人民群众，这是其履行职能的原始立脚点。严私德则是领导干部公德和大德的起点，是领导干部讲政德的基础，它决定领导干部公德和大德的基本定向。习近平认为党内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从多方面对领导干部的政德观进行塑造及强化。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道德教化的对象不仅是全体公民，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是道德教化的重要对象。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建设以保持党性纯洁。常言道“吾日三省吾身”，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经常性地改造思想，使政德思想融入领导干部的心里，进而影响其外部行为。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颁布及完善了一系列治党管党制度，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通过制度约束和规范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外在行为，为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职能划定了一道红线，通过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对领导干部在思想上保证其纯洁性起到长效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

（三）习近平政德观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立了道德要求

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以及我国封建思想影响，少数领导干部政治意识淡薄，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仅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态，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负面影响，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长此以往，将会影响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习近平对此类现象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认为：“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历史告诉我们，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离不开人民支持，如何赢得民心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消除党内存在消极思想和腐败行为。达成这一目标，不仅要依靠法治建设，同时还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在思想上对领导干部进行改造以赢得民心支持，促进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如何进行政德建设，习近平指出：“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法治和德治都是干部管理的重要方式，二者缺一不可。法治是红线底线的划定，是通过外部强制力来管理和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德治是红线底线的有效补充，是个人将外部制度约束内化于思想中，形成一种行为自觉，即在红线底线划定的基础上，通过政德建设，培养领导干部从依靠外部制度制约的“他律”向思想自觉的“自律”转变，这就是法治与德治结合的特殊功能。习近平认为要“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

（四）习近平政德观为世界政党政德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

从国际上看，并非只有我国对公职人员政德或者道德有明确要求，国外众多国家也提出了约束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如《加拿大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新西兰公务员行为准则》以及美国的《阳光法修正案和公务官员及雇员道德法》《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等都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进行了明文规定。从国外公职人员道德准则看，虽然某些“禁止”的行为具有一定针对性，但也有较大的局限性，如其道德法或者道德准则大多给予标准参照，是“静态道德”，而缺乏“动态道德”，也就是说如何对公职人员进行道德建设鲜有提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在党长期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中国传统政德智慧进行继承和发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习近平政德观，是治党管党的中国经验结晶。我国人口众多，领导干部队伍十分庞大，要做好干部管理工作格外艰巨。塞尔维亚前进党副主席马尔科·究里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从严治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反腐斗争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各国学习的榜样，“塞尔维亚前进党是塞尔维亚第一大党，也愿意从各方面学习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方法”，他认为中国道路“不断为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为那些希望快速发展但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党同时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把领导干部的私德、公德、大德紧密结合起来，是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表现，为其他国家治国治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猜你喜欢 政德道德领导 市领导会见重庆与世界(2019年1期)2019-09-10跟踪导练（五）（2）时代英语·高一(2019年5期)2019-09-03为党员干部建立“政德健康晴雨表”?四川党的建设(2019年9期)2019-05-10道德知识窗(2018年6期)2018-06-26干部政德重在落地小康(2018年12期)2018-05-05昭化区探索建立基层政德评价体系四川党的建设(2018年24期)2018-02-222016重要领导变更军工文化(2017年1期)2017-03-14道德认同感提高≠道德包容度提高中国德育(2016年13期)2016-11-22“称职”办公室主任杂文选刊(2014年4期)2014-03-21谁的头脑有毛病西湖(2009年9期)2009-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