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马克思与资本积累

　内容提要：

　根据《资本论》的相关论述，马克思是基于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世界才提出资本积累概念的。但问题是，当马克思将资本积累理解为雇佣工人以及所需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的增长时，他就不得不考虑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渗透所带来的更多无产者，由此，“资本积累”被证明不可能在单一的、完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被理解。在马克思身后，卢森堡、维克斯等人都回应了马克思理论中的上述难题，尽管卢森堡侧重于对非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关切，而维克斯更注重完全的资本主义语境的前设与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哪一种思考，都至少说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概念仍有进一步探讨和阐释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积累”；价值；

　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常涉及“资本积累”，仿佛它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概念，可以轻易地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把握到。通常情况下，一位作者只要在其理论的或经验的分析中援引了“资本积累”，似乎就能表现其分析的深度而无须对之作进一步的阐明。“资本积累”被人们信心十足地当作物理学著作中的“重力”。但问题在于，资本积累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并非是清楚的。事实上，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资本经常被归为生产资料，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提到“资本积累”时，似乎仍没有突破马克思的那些先行者的用法。我认为列宁就是如此①。马克思的那部多卷作品之被冠以的“资本”之名，并非是为了指涉生产资料。用来指涉生产资料的，毋宁是以单位价值来衡量的不变资本。从根本上说，整部《资本论》要做的乃是为资本主义中的社会生产关系提供一种理解。阶级才是其最根本的议题。因此，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概念，必须要联系阶级来理解，而不是联系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来理解。

　 马克思本人是一个思想不断演化的理论家，他从不执念于先前的想法。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马克思有多晚才将“劳动力”视为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已经是 1865 年左右了!依据这一精神，我们可以考量一下他所使用的“资本积累”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假定，他所要理解的乃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构成了他在第一、二卷中讨论资本积累时的语境。这些讨论表明，在更多的不变资本之外，资本积累还涉及更多的工薪劳动者。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他的这些讨论的时候，矛盾浮现了。本文前两部分讨论的就是这些矛盾。1913 年，也即马克思逝世 30 年后，罗莎·卢森堡发表了以“资本积累”为主题的著作。尽管没有明晰地探究“资本积累”这个语词，但她却清楚地辩称，工薪劳动雇佣的扩张从根本上包含在这一议题之中。本文第三、四部分将详述她的主要论点以及她的那些批评者对她的回应。基于前述之部分的讨论，价值这一概念可能会成为问题。其首要原因在于，我此前已经提供的一个论证表明，如果商品生产不能完全实现的话，价值概念就岌岌可危了。即便我们不接受这个论证，也仍须考虑，当非资本主义的环境被资本主义渗透时，资本在这个理论处境中如何运作。本文将用两个部分来解释这个问题如何会发生。最后，在对阿尔都塞的理论做一反思后，本文将提供一个简要的结论——因为对“资本积累”这一概念的审慎考察而揭示出的所有那些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其货币理论，可能都需要某种重新审视。

　 一、马克思资本积累概念中的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核心理论工作，是围绕着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他说：

　为了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其纯粹的状态下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做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②

　他是在讨论资本积累的时候写下这段话的，这个主题或许多少是需要上述前设的。还有几段类似的陈述出现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仍是采用了这一前设。有谁能指责马克思的这个假定过分简单化了呢?尤其是，当我们都深知马克思本人也知道这个世界要比其假定复杂得多的时候，谁还会指责这一点呢?固然如此，但就其著作的内在逻辑来看，这一前设仍然是有问题的。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概念与完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前设是相冲突的。我们必须这样理解他的资本积累概念，即这一概念意指雇佣工人以及所需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的增长。故而，在《资本论》的草稿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积累过程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要素。积累过程包含着重新创造出雇佣工人……”③尔后，在已出版的第一卷中，我们读到：“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使这些组成部分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劳动……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④可见，资本积累的这一需求，尽管未被人们充分领受，但也是足够清楚的了。⑤那么，增长的劳动力是从哪里供给的呢?在马克思的草稿中，其答案是：“这或者是使从前尚未被资本主义生产所

　支配的那一部分人口，如妇女和儿童，从属于资本，或者是使由于人口自然增长而增多的大量工人从属于资本。”⑥然而，在第一卷中，额外劳动力的解决方案被他简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做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⑦换言之，资本已经预先创造了雇佣工人，现在，雇佣工人所得到的要比足够他们维持生计所需的报酬多那么一点儿。这可能令人想起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的理论。无论如何，在最终出版的《资本论》中，草稿中所提到的把妇女与儿童吸收为劳动力的那一点被忽略了。

　马克思一直把人口增长视为额外劳动力的一个主要源泉。在 19 世纪，全球的人口增长率仅仅在每年 0.5％左右。如果马克思在当时考虑的是单个国家而不是整个世界的话，那么，这一增长率在 19 世纪的英格兰要高一些，达到 1％，但这对于资本积累来说，仍然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对这一积累所做的数字图示设定的，是年度人口以 10％的速率增长。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为了资本积累而增加的劳动力供给，难道不可能是来自于非资本主义模式之被持续不断的渗透，而非仅仅是来自对工薪劳动者的一种“预先的”创造吗?尽管《资本论》对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预设与这里的理解相悖，但事实上，世界的“无产者化”(proletarianization)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仍然在继续它的步伐。正因此，“马克思主义主页”网(pagine Marxiste，2004 年 11 月号，第 5 期，第 5 页)才试图记录下这一进程的新近进展。其数据表明，从 1950 年到 2000 年，全球非农业劳动力的增长不止四倍，其年度增长率达到了 2.9％，这部分地归因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大

　约每年 1.7％)，也部分地归因于“无产者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与农业社会结构的瓦解以及农村的城镇化联系在一起”。

　或许，马克思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持续不断的无产者化(不仅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导致的原初的无产者化，即“原始积累”)。因此，我们要更深入地思量未出版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以下简称《结果》)这个草稿，它本该成为《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结果》中最重要的理论概念是认为资本在形式上也在实际的意义上吸纳劳动，这一吸纳(subsumption)沿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开启的用法。借助于这一吸纳，我们可以辩称，马克思“显然想暗示，当诸经济关系日益呈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时，它们的规模也在不断增长，而这也令它们更接近世界市场及其发展的最高点”⑧。然而，第一卷在最终出版时却完全摈弃了《结果》这部分，对吸纳的关注也因此没了踪迹。马克思的这一做法几乎彻底殃及了第一卷中其他涉及吸纳的地方，包括将合作、劳动分工以及使用机器视为吸纳的几个阶段的看法⑨。此外，出版的第一卷还显示，“几乎没有剩下什么论证表明，在其再生产的循环中，资本在一个不断增长的规模上创造了它自身的前提条件”⑩。

　在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花费了多年时间来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阅读大量的俄国文献。

　约在《资本论》德文版即将出版之际，他原打算要解决资本循环问题的那部分工作碰到了严重的问题。直到那时，他仍假定资本会扩张到整个世界，令一切事物都跪拜在它面前，但他已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便是在

　他的家乡洪斯吕克县，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发展，但旧有的、集体的社会与经济体系仍然残存着。很显然，资本主义并不曾必然地侵蚀传统的农民社会，而是与之并存着。对于先前所持有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许多基础性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中将之清除出去，并在德文第 2版以及法文版中不断实施这项工作。此外，针对资本实际上是如何开始循环的这个问题，他还着手开展了详尽的经验性的考察。他手头上有一个极好的例子，即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早些年已经废除农奴制的俄国。1870年，马克思学会了俄语，然后开始收集俄国经济发展的材料。(11)

　有一件事被很多人都疏忽了：马克思在 1870 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来，出版的最具重要性的一部著作乃是弗列罗夫斯基(Flerovsky)的《俄国工人(农民)阶级状况》(1869)。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如同一百年之后的范·昂塞伦(Van Onselen)所出版的那本书(1976)一样，关注的是无产者化的进程，包括牵裹于其中的税收的作用：“迫使(农民)向资本家乞援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偿付他的税赋。”(12)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当时正试图理解“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数，即不用增加劳动力的量”(13)这一前提下的资本渗透的形式以及界限——这成为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研究的一个主题，他与一些俄国人那海量的通信就是为此。

　 二、马克思晚期的理论工作：再生产的公式

　 我们可能会怀疑，非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渗透问题，是否会成为马克思后期理论工作的一部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这个问题留给了其后辈——罗莎·卢森堡的著作(1913)。从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所写的“序言”可知，马克思当时正着手研究再生产的公式，那才是他最终的理论工作。而且，恩格斯还专门做脚注以说明他是基于马克思何时的手稿来编辑第二卷的。比如，在“简单再生产”这一章的第二部分标题中，我们会读到这样的脚注：“主要采自第 II 稿。公式采自第 VIII 稿。”(14)而我们在“积累”这一章读到的是，它整个的来自于最终的第 VIII 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那些公式始于 1878 年，即马克思已经对俄国情况进行多年研究之后。(MEGA[2]第二卷的第二版表明，马克思本人对那些公式的想法也是有变化的，而这有助于我们弄清那些公式如何且在何种程度上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由此，我们发现，即便到了 1878 年，马克思所考虑的仍是一个从理论的视角出发来设定的完全的资本主义世界。在包括了那些公式的第二卷第三部分之前，我们会直接读到，“按照我们的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和唯一的统治，除了资本家阶级外，只有工人阶级”(15)。而且，在“简单再生产”一章，我们也读到：“这里只有两个阶级：只能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货币拥有垄断权的资本家阶级。”(16)换言之，“无产者化的过程”在马克思就《资本论》所做的最终的理论工作中也是阙如的，即便这些工作发生在他研究俄国之后。

　在讨论第 I 部类中追加的不变资本是如何进行积累时，马克思一开始就指出：“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 I 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

　为第 II 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 I 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17)也就是说，在向积累的过渡中，为工人的消费(第 II 部类)所做的生产被削减了，而生产资料(第 I 部类)的生产却增加了。雇佣劳动力的总量似乎保持不变。当他转而讨论扩张第 I 部类所必需的追加的可变资本时，马克思写道：

　在第一册，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力总是准备好的；在必要时，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数，即不用增加劳动力的量，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这里暂时没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货币资本可以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应该转化时总会找到劳动力。(18)

　此处，马克思似乎指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工人由于技术的进步而被排除在生产之外。同样，雇佣劳动力在总量上似乎也是恒常的。从逻辑上说，马克思只要设定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他就不得不做出这样一种陈述，而单纯的人口增长将会是他设想的唯一的其它可能性。

　无论如何，依据马克思发展出的那些充分的生产公式，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第 I 部类与第 II 部类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增长，而每一部类中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却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当马克思计算资本积累条件下的那些再生产公式时，他似乎已无法回避这个事实：与他早前在第一卷所说的(见前述引文)不同，并非不需要更多的工薪劳动者，恰恰相反，更多的工薪劳动者终究是要被需求的。

　 马克思在讨论资本积累的公式时，提供了两种解释，其中第二种阐释了两个部类中都存在的更高级的资本有机构成。这种解释称：“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相应，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规模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最后，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相对人口过剩的所有条件也已经有了发展。”(19)这可能会导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成为一种维系劳动力的供给更新的引擎。然而，在其为第二卷准备的那些手稿中，马克思却从未追问这一点，也从未表明这是他的意思。在第一种解释中，两个部类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是不同的，然而，在第二种解释中，它们却是相同的。鉴于此，他提供两种解释的目的也许只在于列出这些不同的阐释方案。

　马克思对于再生产公式的讨论，显然带来了一个新的值得考察的难题。这些公式维系着诸如卡莱茨基(Kalecki)这样的经济学家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按照克瓦里克(Kowalik，1990)的说法，卡氏同马克思以及卢森堡是一以贯之的。这些公式甚至都影响到了“主流”经济学。但至少在马克思自己的阐释来看，它们对于解决这个根本的难题——剩余价值在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却没太大助益。它们也不能表明，在其最后的理论工作中，马克思曾经将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渗透问题整合进来。

　我们之前引述过的怀特(White，1996)看到了马克思在第二卷草稿中的难题。他辩称，第一部草稿(马克思在 1865 年开始撰写的那部)未能“在扩大了的资本再生产与资本主义诸种关系的扩张之间建立任何的必要关联”，

　即如怀特自己所认为的，引入时间与空间。在他看来，资本积累对马克思而言只是：“一个再生产它的那些前提条件的过程，资本家与工人们的规模都得到了扩大……并不能表明资本创造了它自己的那些前提，也并不表明它创造出了市民社会，这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构想的整个图式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困难。”(20)马克思从未给予这一难题一丁点儿解决。而且，只要他将与资本积累相关的那些理论问题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渗透问题割裂开来考察，他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难题。(21)

　 三、卢森堡论积累

　 马克思关于资本渗透历史的研究，乃至马克思所面临的那些困难，都在卢森堡对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渗透问题的关注中得到了继承。在卢森堡逝世后才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导论》(在她遇害后，只有一半的手稿被找到)中，她的这一关切更是表露无遗。事实上，她的著作所使用的资源很多就是马克思曾经研究过的。所不同的是，她将那些问题纳入到自己的理论工作中。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导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起点。马克思是从“商品”着手的，而卢森堡一直写到第六章才触及这一主题，在此之前她讨论的是“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劳动”问题，然后是三章讨论经济史的内容，包括原始共产主义、封建制度以及中世纪城市与行会。换言之，对卢森堡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在一种历史的语境中崛

　起的。卢森堡对于原始共产主义之持存性所做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当原始共产主义的最后一种形式——俄国公社由于其适应性而得以幸存时，“只有一种接触是其所无法容受或克服的，此即与欧洲文明的接触，即与资本主义的接触……(这种接触)做到了数个世纪的时间以及最野蛮的东方征服者都未曾做到的事情……”(22)为了明确资本在将这些民众同所有生产资料相剥离、并将这些社会猛然推进到价值生产的社会时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力量，我们就绝不能只盯着资本。我们还必须看到那些原始社会的弱点，还必须如卢森堡一般，看到这些社会在各种战争冲突中的发展。(23)

　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的语境中崛起，这意味着那些理论范畴不仅仅基于社会条件，还基于不断发展的历史背景中的社会条件。这表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理论中的那些根本性的方面，稍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在此，我们要讨论的是卢森堡最重要的《资本积累论》与随后的《反批判》，以及众多批评者为何会对它们不屑一顾以至于到了已经严重束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发展的地步。

　直面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这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最为深邃的贡献：在扩大了的资本再生产之下，剩余价值到底用来干什么?它不可能仅仅是用来满足资本家们的奢侈消费，那将令它变成简单的再生产。它也不可能用于工人消费的增长，因为这根本与剩余价值无关。它可能用于不变资本的增加，这种可能性要更为复杂一些。如果资本的有机构成保持不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所提出的那些再生产公式一样，那么，任何不变资本的增长都一定是与可变资本的

　某种增长(即更多的工人向资本家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没有资本——工薪劳动这一关系的任何扩充，资本的有机构成难道不能持续提升吗?不变资本难道不能持续增长并且完全地吸收未用于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吗?然而，一个不断提升的有机构成，并不意味着在单位工作时间中使用更多的机器，而是意味着工人在单位工作时间中因使用机器而生产的更多的价值(劳动时间)。就算机器生产当中出现了技术变革，后面这一增长(译者按：劳动时间的增长)也并非是那么显而易见，即便我们都感觉到，现今的工人们在工作中运用的技术要比以前先进的多。马加林(Magaline，1975)为解析这个问题中的那些困难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起点，它应该有助于削弱关于有机构成之提升并由此导致剩余价值的实现这一教条。

　然而，当更多的工薪劳动者归为资本家所控制或拥有的生产资料时，当剩余价值用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统治时，剩余价值就能够克服不充分的市场所带来的难题。那么，就算不考虑资本的循环流通，剩余价值也能被实现。

　 四、批评者们

　 卢森堡的这部著作之所以被忽视，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这却在不经意间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其一，列宁曾直截了当地说，卢森堡在资本积累问题上是错误的。然而，列宁本人的经济学却没有经受任

　何人的细致批判。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不仅为列宁在政治事务上的诸多意见给予了特许，也为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种种观点提供了特许。事实上，列宁的经济学并没有那么深刻，还反映出一种很少为人觉察的李嘉图主义的倾向。比如，列宁在 1897 年就对西斯蒙第(Sismondi)进行了反复的批判，而这比马克思自己在《剩余价值论》中对西氏的评论之面世还要早。结果我们发现，马克思对于西氏的激赏显然要比列宁的判断所期望的要多(24)。

　其二，考茨基也没有给予卢森堡的著作以任何的同情。即便考茨基本人于 1902 年在激烈批评图甘—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的一本书时使用了近似于卢森堡的论证，也是如此。在那个特定时期而言，缺乏来自于考茨基的真诚评价、甚至根本没有得到考茨基的任何评价所造成的伤害，要比列宁的不屑一顾还糟糕。作为《剩余价值论》的编辑，考茨基应该非常清楚马克思对于西斯蒙第的看法。而且，在谈到《前进报》的编委会时，卢森堡评价说：

　对于一个抽象的科学问题所作的纯粹理论研究，居然受到了一张政论性日报的全体职员(他们中可能最多有两个人读过我那本书)的谴责。他们这么做的手腕，就是在否认诸如弗兰茨·梅林与 J.卡尔斯基(真名是于连·马尔赫列夫斯基)这样的人有任何的经济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时，却允许那些粉粹我的著作的人成为所谓的“专家”。就我所知，其他党的出版物都不曾遭受这样的命运，在过去几十年间，社会民主党的出版者们所制造的无疑也不全是金子和珍珠。(25)

　 要知道，按照弗罗利希(Froelich)的说法(26)，梅林(Mehring)与马尔赫列夫斯基(Malehlewski)不过是曾以“极大的热忱”向她的这本著作致敬过。

　其三，在卢森堡遇害五年后，对她这部著作的诋毁，再次因布哈林对之发表的长篇大论(1924 年)而愈演愈烈。布哈林的这一批评，导致许久之后的一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的调查居然仍理直气壮地说：“罗莎·卢森堡曾努力推证，积累在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几乎没有让什么人感到信服。”“她的理论是错的。”(27)

　我曾仔细复核了布哈林关于卢森堡的评注(28)。比如，我们发现，布哈林完全忽视了卢森堡的“货币介于其他两种东西之间”的说法：“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之积累与为了扩大生产而带来的剩余价值的使用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的跳跃——商品生产的‘后空翻’(salto mortale)，如马克思所言：为了货币而出售。”(29)相反，布哈林仅仅说卢森堡将“积累”界定为“货币资本的积累”(30)。“货币资本”是积累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这才是对卢森堡的更为正确的解释，难道不是吗?

　抛开布哈林不谈，造成卢森堡著作受到冷遇的第四个肇因是，布哈林之后，格罗斯曼、潘内考克、老马蒂奇科、斯威齐、罗斯多尔斯基、塔尔布克、库依赫内、霍华德与金、杜娜叶夫斯卡娅等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着对卢森堡著作的攻击。事实上，这些批评之间并非是相互一致的，并且每一种批评都有其草率而颟顸之处。诚然，卢森堡也会犯错。但是，所有的这些批评都未曾为了支撑它们对她的那些指控而严肃地直面

　她的工作。毋宁说，它们制造出了一种对于“反对”的膜拜，就像许多政治派别所做的那样，仿佛任何对主流意见的打破都会殃及自身一样。

　最后一个肇因是，卢森堡的著作，尤其是其《资本积累论》第三部分及《政治经济学导论》与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社会研究之间的关联，也被忽视了。这种忽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马克思的这些笔记出版得太迟了。

　 五、从工薪劳动雇佣的增长来理解资本积累：价值及其实现

　 维克斯(Weeks，1982)曾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主张：倘若并非所有的生产都能在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之语境中得到彻底实现，那么，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必须被我们抛弃。他认为，与新李嘉图主义所说的价值不同，马克思对价值的理解会因价值的不充分实现而被扼杀——“如果有人假定，有种‘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会固有地饱受没有能力出售其所有制造品之苦，那么，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就必须被彻底拒斥”(31)。不仅如此，维克斯还为那些主张价值实现难题将长期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人提高了理论风险。他主张，消费不足论(under-consumptionism)的拥护者们(特别是巴兰与斯威齐)将不得不抛弃马克思的价值理论。(32)就算卢森堡的确认为，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内部将长期存在过度生产，但就维克斯那个结论自身来看，难道不应该只是表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不可持续性吗?

　 针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价值之不充分的实现之间的不相容性，维克斯的上述论证在一开始还是非常小心的，它最初是一些不仅以价值、也以使用价值的量级来衡量的再生产的数字图表。在论证过程中，他展示了自己对于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确切地位的理解。维克斯说，当价值的实现没有得到保证的时候，马克思的这个概念(无论如何都不是李嘉图的价值概念)就岌岌可危了。李嘉图主义者的做法是对种种不同的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时间进行累计，而维克斯却辩称，为一件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事实上完全不同于为另一件产品而耗费的劳动时间。“这就需要以普遍化的劳动时间(generalized labour time)为单位来衡量，这种时间是从所有具体劳动的某些特性中抽象出来的东西。”(33)他还认为，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与社会必要劳动概念，实际上就为这个必需的中介性概念即价值提供了基础。那些必要的抽象在社会实践中达成，即通过资本主义竞争，资本家们被迫在货币成本的规训之下进行互动并采用效率规则。由此，价格就成为被观察到的价值形式。因而，价值的实现就关涉到商品资本通过出售向货币资本的转化。

　维克斯继续指出，价值的实现是必需的，因为它规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换言之，如果价值实现过程失败了，就暗示着某一部分的劳动时间对社会而言不是必要的，暗示着某些工作时间在工薪劳动条件下并没有转化为价值。那么，价值概念将由此被瓦解：“如果价值之不能实现是固有的……那么，价值概念事实上就变成了单纯的理想，一种心灵的建构。在这种情形下，实现了的抽象劳动时间就将由工人与资本家的货币花费这一决定性因素来设定。生产仍然将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会非常有限。”(34)为了

　进一步推进这一论点，他认为，资本主义之外的外部市场应该被引入：“全部的可实现价值，不再受到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束缚……如果外部需求上涨，那么，制造出的使用价值就能够交换大量的货币，而这些货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可能要远超过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而且，生产过程除了决定用于流通的使用价值的量外，不再能决定其它东西。”(35)

　不过，维克斯的论证包含一个明显的弱点，这与货币问题有关。在讨论外在市场的可能性时，他提到，货币“代表的劳动时间可能要远超出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而这必定意味着，货币的社会基础(或者货币的一个子集——无论那指的是什么)就不一定与资本主义发生关联。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决定了货币可以代表劳动时间呢?进一步而言，维克斯在考虑任何可能的外部市场之前，在提到价值无法实现之可能性的时候，他其实是指，并非所有被生产出来的商品都可能转化为货币资本：“如果与这些商品进行交换的货币与(被生产出的)价值是相等的话，那么，已生产出的商品中客体化的价值的量，就是由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36)这听起来似乎很合理。只可惜，“货币”到底意味着什么，“货币”与“价值”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他未做任何陈述。他没有以任何的货币理论来完善他的论证，他在提到货币时，就好像那是不言自明的一样。那么，难道不能认为在买卖中交易的货币所代表的价值的确代表了生产中的价值，即便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中也是如此?而这又可能变成一种循环论证。所以，只要缺乏一个明晰的、与价值无涉的货币概念，他的这一论证就是空泛的。

　 维克斯激发我们去关注价值之于其实现的关系，而且，在他说一个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在同一生产过程中的某一部分的)劳动跟另外一个生产过程中的(或另一部分的)劳动有区别时，他是对的。但是，我们却无需把这些都当成不可化约的劳动时间，而是毋宁把它们仅仅看成不可化约的劳动。我们不能把劳动时间和劳动混为一谈：劳动时间乃是由作为“价值”单位的钟点来衡量的(有据可考，马克思在讨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他通过摆弄时钟来重新计算到底有多少分多少秒从工人们那里被偷走了)。而抽象劳动——马克思所说的价值的基础——则发生在工薪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在这一关系中，已经出售了其劳动时间的工人被资本家告知该完成哪些实际劳动。因此，我们无需如维克斯所坚持的那般，引入一个额外的“普遍化的劳动时间”概念并假定它是在货币成本的规训下达成的。价值要在生产关系中被界定，并且，只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避免引入“普遍化的劳动时间”这一概念，它就不会成为新李嘉图主义式的价值概念。所以，价值之不能长期实现，并不必然与一个运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价值概念相忤。

　 六、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宽泛的语境下的价值

　 抛开维克斯的说法不谈，毫无疑问的是，价值是马克思从理论上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根基。从 1847 年的《哲学的贫困》开始，马克思所使用的经济学范畴都要被理解为是基于社会条件的。既已借助卢森堡重新审视了“资本积累”，那么，若想推导出这一价值概念，哪个才应是我们合宜的

　分析对象呢：单纯的资本-工薪劳动关系，还是这一关系再加上与资本的积累相应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渗透呢?基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无处不在”这一简单化的假定，前者已经被广泛预设了。早在 1858 年(比《资本论》第一卷还早近十年)时，马克思就已经做出了这种预设。马克思在当时致恩格斯的信中，曾概要地提到他当时准备做些什么，还包括他对价值问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评论。该评论表明，他在当时所关注的焦点实是后无产阶级化(post-proletarianization)：

　价值。纯粹归结为劳动量；时间作为劳动的尺度……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这种规定本身就已经假定：(1)原始共产主义的解体(如印度等)；(2)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的解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37)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表述：“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38)我曾在 2016 年的一篇论文(39)中论述过价值概念这个问题，于此，本文不再赘述。

　 七、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再反思

　 我在这一部分将要提出的，是一个更为深层的、有可能是认识论的议题。除了阿尔都塞的著作(1965[1970])外，尚无他人开启这一讨论，也没有人问过“《资本论》的理论目标到底是什么”的问题。阿尔都塞说，马克思并未曾历史化(historicize)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如价值范畴)，毋宁说，他只是制造了一些与其理论目标相适宜的新概念，因为在当时的情境中，并没有什么可用的哲学概念能让他“思考一个整体中的要素是如何由这一整体的结构所规定的”(40)。阿尔都塞在为他漫长的讨论作结的时候，援引了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段评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1)马克思这样说乃是为了指明，经济学范畴并不需要因循固守其历史用法，在资本主义语境中，这些范畴就应该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来规定。对阿尔都塞来说，“表现”(Darstellung)应该被当作“整个马克思价值理论之最关键的认识论概念，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精确地指示那一结构在其后果中的‘在场’方式，并因而指示结构性的因果关系本身”。(42)

　然而，阿尔都塞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资本积累”这个概念所蕴含的任何困难，完全没有意识到预设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问题，也完全没有意识到非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渗透或许有必要成为马克思理论考察对象的一部分。对阿尔都塞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具有结构性的因果关系，封建模式也是如此，尽管二者的结构性因果关系是不同的。同时，他还认

　为，从一种生产模式向另一种生产模式的过渡，是一个不同的理论问题。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理论不需要引入别的东西，这个“别的东西”在怀特看来是空间与时间，在其他人看来则可能是“历史”。那么，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价值”这样的概念就既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历史化，也不具备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同的理论对象。然而，上述关于资本积累概念的澄清，难道不会削弱那种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非历史的理解，并由此导致对阿尔都塞所说的结构性因果关系的质疑吗?在讨论资本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渗透时，我们不可能不预先检审到底是什么在被资本渗透。我们在检审这一点时，也不可能不考虑其语境，这个语境必定是历史性的。

　要对“价值”和“资本积累”做一番重新评估，就必须论及货币理论。“货币”总要在这些议题上突然冒出来，这番重估绝不能对它弃之不理。我们所有人都要使用货币，但它到底是什么?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是什么，在这一模式之前又是什么?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吗?在《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部分中，当马克思想回避“作为积累的货币之增长”这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时，他提到了“实际的”资本积累，即“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在开始这个过程以前，即进行实际积累和扩大生产以前，剩余价值向货币转化和这个货币的贮藏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43)。这一部分的讨论，大多是围绕着货币问题以及货币的积蓄问题。然而，我们仍然要问，货币及其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以此来作结吧。